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的内容、价值与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的村寨不只是一个地缘单位,而且还是一个血缘组织、生产生活群体、文化传承的载体。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既要着眼于传播内容、媒介、手段、传承人、受众、环境,也包括对传播文本、传播风格、传播功能、民族关系、社会组织等的分析。此项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新疆高校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需求调查研究——以新疆大学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亚留学生为调查样本,对其汉语学习需求进行了探索性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中亚留学生汉语水平的目标主要分为初级和中高级两个层次,应细化学生需求,提供区别性教学对策。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时间较短,应采用速成强化教学模式。汉字占用了过多的学习资源,应采用“语文分开、集中识字”的教学模式。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符合二语习得一般规律,应加强泛读课型和习得性教学活动的研究。新疆对外汉语教学与中亚留学生的目标需求之间存在着差距,应加强教学资源的建设。     

现代语境中的新疆维吾尔萨满研究——基于人类学的视角

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社会,也普遍存在与各种自然崇拜、圣墓崇拜、萨满教密切关联的信仰形态。作为现代宗教民俗的一种,萨满及其相关仪式以伊斯兰教的外形在维吾尔基层社群中生存发展。在现代语境中,维吾尔萨满文化处于边缘状态,较少受到关注,其研究还需深入系统地展开。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空间流变与文化持守:一个移民羌村信仰习俗空间化表征的案例研究

表征的空间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议题,但在民族村寨领域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民族村寨空间生产是关于空间－人－文化三者共存秩序的复杂建构过程,其中村民弱小、碎片的空间实践机制研究有待加强。本文以一 个移民羌村为案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空间生产的微观视角出发,对羌村的居住信仰、释比信仰、习俗信仪、羌年祭典四个方面信仰习俗的空间化表征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空间－人－文化三元互动中,羌民弱小、碎片化的空间实践使特定信仰习俗得以自洽地存续,新村表征的空间背后既是羌民“化他乡为故乡”的主体性呈现,更是羌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持守。     

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

中华报派是民国时期以米迪刚为首、以北京《中华报》为纽带 ,对乡村自治问题较早予以关注并系统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192 4～ 192 5年间 ,它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大力阐扬村治 ,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方案。虽然它为此奔走呼号未得结果 ,并很快解体了 ,但其与后来村治派、乡建派一脉相承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