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

以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坛,表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与其前“元和诗变”的政治实用化原则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既有在险恶的政治情势中消极避世并转而致力于纯艺术天地的外因,也有回归缘情文学传统的内在动力。在古近骄散的文体替兴过程中,诗律益趋整密,诗风尤显多样,并在客观上成为唐末诗歌复归齐梁的推导因素。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许冠文“城市喜剧”的社会文化意义

许冠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影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作为一个“票房神话”的创造者，其影片的价值并非仅停留在“俗”的层面上，而是有着他追求的雅俗共赏的美学境界和艺术精神力度。通过分析许冠文作品产生的香港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许冠文电影的时代价值、美学风格及其在香港电影界和香港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地位进行探讨，可以较全面较深入地了解许冠文电影以及与之有关的香港喜剧电影的文化意义。     

试论徐志摩新诗体制的主张与创作

在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之时,徐志摩重视诗歌样式,强调诗歌语言的音韵美等理论,适时地匡正了人们对新诗的诸多误解。他以其丰富多样的创作实践探索新诗的体式结构、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意境创造等,并成为中国新诗表现形式的拓荒者与理论家。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晚清传统知识分子的“三不朽”之路 ——以津门名士徐士銮为例

作为晚清传统知识分子代表的徐士銮,深受传统儒学价值观的影响,其一生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操守;在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过程中,他本欲积极进取、立功名世,却缺乏济世救国之良方,最终不得不选择壮年隐退、立言著述的人生道路。徐氏的人生悲剧,彰显出传统思想文化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困境。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

本文认为比胥鞬当在今鄯善,初屯时约有数百人。随着西汉屯田重心的北移,车师前部屯田人数逐渐增多。至元帝初元元年,汉置戊己校尉对车师前部屯田力量进行了整合,以戊己二校尉领护车师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