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化人格价值分析

苏轼的文化人格厚重丰满,内涵复杂,极具价值。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不仅是对苏轼高贵人格的尊重和欣赏,也对当今社会文化人格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论《世说新语》的人物关系网——以王述为中心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一部分类记事的志人小说,若将其中某一人物分散在各门中的零星言行记录合而观之,将会呈现出该人物的整体形象和由此辐射而成的人物关系网络。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挖掘《世说新语》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效应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人格修养与中国山水画风格之嬗变——徐复观对中国绘画的心性学考察之二

“逸”和“远”作为中国绘画的最高风格是如何可能的?徐复观通过对此问题的心性学考察,认为这是庄学精神逐步在绘画中落实的结果。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便把艺术问题与人格修养问题联系了起来,由此,便可进一步证明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徐志摩的剑桥诗歌研究

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创作了他的第一批诗歌,他还以剑桥自然物景为题材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他的剑桥诗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歌唱诗人的创造、爱欲,抒发政治理想;写剑桥自然美景的诗有田园牧歌风,表达了对剑桥的热爱和依依不舍之情。《再别康桥》之美,在于它精炼、提纯、节制的功夫,以及异国情调与古典意境的完美统一。徐志摩为了刻意追求古典意境,甚至不惜在意象的选用上作伪。剑桥把徐志摩培养成一位杰出的诗人,也让他写了自己最好的诗。     

中华"遂皇"考——燧人氏的事迹及时代之考察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的研究比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时代符号".但对他们的"父"族燧人氏,却鲜有研究.主要原因是燧人氏事迹简略,形象模糊,多以为是个"时代符号".我们认为:从距今二三十万年进入到"早期智人"(古人)生存时期,伴随着母系氏族的出现,作为"首领"的神传说人物,不论其故事有怎样的神话色彩,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距今约五万年前进入到"晚期智人"(新人)阶段后,氏族首领也是如此,燧人氏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首领.他因发明"人工取火"而被称为三皇之首,亦称为"遂皇"(即燧皇).     

雨洗东坡月色清——浅析苏轼黄州心态

主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为导引,从书生个性和倦客心态、贵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诗人品性和哲人襟怀这三个角度解读坡公被贬黄州后的复杂心态,从而让读者对苏轼性格的多重性和人格的丰富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施蛰存与弗洛伊德理论

施蛰存从弗洛伊德那里获得潜意识和变态性心理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等外部形态来表现人物的写作方法,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以及无意识、潜意识之中。几乎每篇小说都写了主人公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和变态性心理,只是或浓或淡,或急或缓,浓者急者,便像精神病患者,行为怪诞荒谬,如魔鬼缠身;淡者缓者,也是性格异常,令人不可思议。但是施蛰存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态度是“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从而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小说。     

论徐铸成的办报思想及编辑特色

徐铸成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 ,他在四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 ,辛勤耕耘 ,不断追求 ,为我国的新闻事业留下了宝贵的业绩。他的办报思想是 :坚持真理 ,站在人民一边 ;多搞独家新闻、特色新闻 ;从实际出发 ,提高宣传实效 ;讲究新闻艺术 ,办出报纸特色 ;用人唯贤 ,培养人才。其编辑特色是 :深入调查、机动有效的采写 ;巧妙化用、多样引人的选编 ;总体部署、创新编辑的版面编排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