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薛中离著作考

薛中离是岭南王学最主要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目前关于薛中离著作的刊印和保存情况,最细致深入的考订莫过于饶锷(其子饶宗颐补订)《潮州艺文志》。但由于此书成书已久,对部分中离著作未能收入,亦不可能涉及近年出版的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中收录的中离著作情况,而且,该书对薛氏个别著作的考订和判断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在《潮州艺文志》的基础上,对薛中离著作的刊印和保存情况做出详细说明,并对部分著作的情况加以辨析。     

论薛福成的地缘政治思想

薛福成认为,晚清中国陷入了强邻环伺的地缘危机,俄国和日本是中国主要的地缘威胁,中国应当采取多管齐下的地缘对策,即保藩固圉、防俄防日、自强御辱。薛福成的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是微观的,但有着宏观的因子;其中的地缘对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应,主要原因则在于晚清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和清政府的自强无方。     

屠隆《绛雪楼集》及佚文探考

屠隆一生著述甚丰,诗文集《绛雪楼集》虽未付梓行世,却曾收录其晚年主要诗文作品,一批作于万历二十一年后的屠隆集外佚文极有可能出自于此。它们对研究屠隆晚年的行迹、交游、创作、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可为屠隆年谱补充更多的事实与细节。     

浪漫的情怀和唯美的忧伤——薛涛《稻场笛声》等小说的童年图画

《稻场笛声》《蓝飘带》《女孩的暖冬》和《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是薛涛20世纪90年代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几部短篇小说。作家以优雅流畅的文笔书写浪漫的情怀,唯美的忧伤和纯真的友情。丰富的想象力,幻想、故事与趣味的完美融合,凝练严谨的语言和飞扬的诗意充分展示了薛涛短篇小说的风致和韵味。     

《中原雅音》音释资料辑补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目前所能看到的引用<中原雅音>的韵书、字书,继续对<同声千字文>这部字书中的<中原雅音>材料进行了穷尽式的辑佚,又新发现其有关音释资料208条,这些资料对今后学术界研究<中原雅音>具有重要价值.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     

戏曲人物视界的穿越、隐身和演述方式--从薛仁贵故事的嬗变谈起

明代薛仁贵故事嬗变中出现的演述方式首先表现为“超视界演述”,即角色以念诵后代诗词的方式召唤观众返回现实生活,切勿沉迷戏曲,也体现了作家的演述“干预”。其次表现为以黄门官代表帝王的“隐身”现象,来自严酷的文化政策。艺人的传承使它们成为常见的戏曲演出模式。戏曲作家以“演述干预”、插科打诨和类比手法,既表达了对主角薛仁贵和他的对手摩利支的赞赏,也表现了对反面角色张士贵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