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的诗歌最初以个体与群体二元分裂或共存的对立统一方式作“我”的自我表现,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自觉地将个体追求与现实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并将其内化为心灵的本能体验和重组生活的艺术潜能,由此,“我”的自我表现上升至“我们”的即“类”的自我表现。这意味着,只要“我”把生命投入到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我们”）中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将反哺“我”,并使之朝着真正“类”的自我前进。     

“先锋”的堕落——重读残雪的小说

本文重新审视了作为 “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小说的文本构成及操作规则, 旨在引起人们对 “先锋派”整体文学构建的再认识。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哲学在明末的译名是爱知学、理学或穷理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西周在知晓这一译名的情况下,摈弃理学等原有译名不用而新创哲学译名,是有其文化上深意的。用哲学译名,既与东方语境中人所共知的朱子理学划清界限,又使这门学问具有东方文化气息。哲学在辞典、报刊等普遍使用的情况下,最终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其接受过程并非没有理性的思考,并非毫无障碍。梁启超、严复都曾对这一译名踟蹰再三。哲学译名的确立过程,是东方学者赋予哲学东方意义的过程,西周、梁启超、严复对哲学译名深思、选择的过程,也很有东方特色。西周后创的哲学译名,能够取代中国已有的爱知学、理学而为东方学人共用,是日本在接引西方文化方面超过中国的标志之一。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趋新与返古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一面是在变革中守护、在激荡中稳立、在代际交替中传承的脉络,一面又是不受拘于思想前辈,不停地修正观念,力求超越五四、超迈前人的思想追求。在政治层面,胡适晚年强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自由的实现、自由的保障归结为内心状态;殷海光则认为政治自由既然是一种外部自由,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应该是争之自外,应当关注保障自由的外部条件,应当关注防止把人不当人之弊端的外在制度设计。在经济层面,胡适、殷海光均从经济平等转向经济自由,曾被视为通往自由社会之坦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被转而视为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思想层面,胡适与殷海光均关注思想自由与表达、传播思想的自由,但殷海光不满意于前辈的浅显激越,而追求深切理性。在伦理层面,殷海光忠诚于个性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他不满于胡适等五四一代存在的只关心自由的个性而回避道义担当、欠缺社会责任、缺乏道德勇气的倾向。     

论“病”细穷源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写的是秦可卿心理焦虑、抑郁,精神崩溃的事实;因为贾珍爬灰,致使秦可卿完全陷入被动,一旦被尤氏撞破,便落得个＂画梁春尽落香尘＂的悲剧结局。细穷病源的目的,揭露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其本身就是罪恶的渊薮;贾珍是罪孽的主凶,秦可卿本来无罪却变成替罪的羔羊,终于在大出殡的歌唱声中,掩盖了贾氏家族的所有罪恶。     

新见周静轩《秉烛清谈》佚文

新发现的周静轩《秉烛清谈》佚文,虽非原文完篇,仍弥足珍贵,对于了解周静轩其人其书不无助益。     

论甲申史剧——兼谈历史、现实、历史剧的关系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在此政治语境下,解放区出现了<李闯王>、<闯王进京>、<甲申记>等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在戏剧情节、人物形象上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创作意图上的差别,进而表现在他们对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大家对三百年前甲中年那段历史的误读.     

薛涛酬赠诗英译探析

薛涛,唐代著名女诗人。在薛涛现存的91 首诗词中有44 首是酬赠诗。对薛涛酬赠诗英译的研究对加强译文读 者了解薛涛本人和薛涛的诗词创作都有着重要意义。关联理论翻译观是德国翻译家Gutt 将关联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 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明示到推理的交际活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交际的成功。文章 结合关联理论翻译观,对薛涛酬赠诗的英译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对薛涛诗词及中国典籍的英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小考

晚清驻外公使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所说的油画,为法国19世纪知名的全景画《围攻伊西要塞》,一名《围攻巴黎》,由画家菲利波托父子合作创作。晚清到过法国的许多中国人曾观赏此画并记录感想,他们对此画不约而同做的民族主义的解读,是一种文化误读。     

薛福成法律思想述略

薛福成基于对时势的认识,提出"宜变古以就今"的变法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倡导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良国家政治体制,注重研究公法和培养外交人才,以掌握西人的"富强之术".薛福成的法律观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