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晚唐五代贾派诗人的思想境况对于我们研究贾岛诗风和晚唐五代诗风有着重要意义.     

鹅湖之会与稼轩词派

辛弃疾、陈亮二人的鹅湖之会是辛、陈交往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稼轩词派形成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次会面中,辛、陈二人以词相互酬答,为后世留下了一段难得的佳话,更在实际的意义上强化了稼轩词派的显性特征,扩充了稼轩词派的创作队伍,壮大了这一词派的创作力量,使得稼轩词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派.     

论残雪与芥川龙之介的“丑恶”叙事

中国当代先锋女作家残雪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两人的作品都聚焦人际关系冷漠、精神的枯萎以及社会丑恶，因此可称之为“丑恶叙事”。两者的不同在于：残雪的丑恶叙事背后始终有对精神突围、灵魂自由的期待，与其说她要表现现实的丑恶，不如说她要表达精神理想对现实困境的超越；芥川龙之介在悲观主义哲学和自身经历的影响下，专注于揭示人性的异化，透露着深深的虚无感和幻灭感。     

陆贾泥城纪念性公园再生意义研究(上)

陆贾是对岭南的文明开发卓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两千年前留在岭南最重要的史迹遗址,是位于广州荔湾区西村的"泥城"。一处人文遗迹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历史思考与未来取向?纪念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教育性价值,是一切人文史迹共有的特征,"泥城"当然也不例外。以体现人物精神思想为中心,以人文史迹及其环境为物质载体,构建供人们瞻仰、缅怀、发思古之幽情,供人们休憩、审美、抚今追昔而探索更美好将来的公共园林,可是对古人、今人、未来者皆为美事的举措。     

从《大学衍义补》看丘浚的货币思想

丘浚是明代大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中,有许多关于货币的杰出的思想：1．货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换而产生的,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与贮藏手段的职能;2．主张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应统归国家;3．提出了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平行流通的货币改革方案,并明确规定其兑换比率。     

论李怀民对中晚唐“张贾”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李怀民是高密诗派领袖,其律诗创作主要继承以张籍、贾岛为代表的中晚唐五律诗人的传统,如大量创作五律,且呈现“瘦削”、“清真”、“平淡”、“新奇”及格律谨严的特征,也有所突破与发展,如或具有田园隐逸诗的风貌,或表现出陶渊明式的“气骨”,或弥漫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失意的忧伤。李怀民继承“张贾”传统并不局限于五律;就张、贾而言,更侧重于学张派;其律诗学“张贾”,与其古诗师“陶韦”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论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的诗歌最初以个体与群体二元分裂或共存的对立统一方式作“我”的自我表现,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自觉地将个体追求与现实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并将其内化为心灵的本能体验和重组生活的艺术潜能,由此,“我”的自我表现上升至“我们”的即“类”的自我表现。这意味着,只要“我”把生命投入到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我们”）中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将反哺“我”,并使之朝着真正“类”的自我前进。     

“先锋”的堕落——重读残雪的小说

本文重新审视了作为 “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小说的文本构成及操作规则, 旨在引起人们对 “先锋派”整体文学构建的再认识。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哲学在明末的译名是爱知学、理学或穷理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西周在知晓这一译名的情况下,摈弃理学等原有译名不用而新创哲学译名,是有其文化上深意的。用哲学译名,既与东方语境中人所共知的朱子理学划清界限,又使这门学问具有东方文化气息。哲学在辞典、报刊等普遍使用的情况下,最终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其接受过程并非没有理性的思考,并非毫无障碍。梁启超、严复都曾对这一译名踟蹰再三。哲学译名的确立过程,是东方学者赋予哲学东方意义的过程,西周、梁启超、严复对哲学译名深思、选择的过程,也很有东方特色。西周后创的哲学译名,能够取代中国已有的爱知学、理学而为东方学人共用,是日本在接引西方文化方面超过中国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