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弃孕生及其被弃传说故事新考

周始祖后稷的降生故事极具传奇色彩,后稷弃是帝喾长子的古史传说是不可信的,但后稷弃应是帝喾的后裔。姜嫄祈神而生后稷,结果却因胞衣连体的怪异现象被弃,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迷信神谕及其神权崇拜的现象。     

北欧英雄传奇的现代吟唱:《海尔格伦的海盗》

本文对易卜生《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论岳阳民间文化中的吕洞宾形象

岳阳的许多名胜传说与吕洞宾有关,并且形成了他独特而鲜明的形象特征,同时吕洞宾的形象也成为了岳阳地方风物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唐代的许多诗人在进入官场之前,由于受有传统的仁以献身、义以勇为的立身为人的准则的教育,所以在朝廷为官时多好谏言时政,并以此为臣下得以致君尧舜、辅国利民的应有行为。特别是那些满腹文章又好辨是非忠奸之士,被皇帝和宰相擢为侍御史、拾遗、补阙之职,专给朝廷进谏言、提意见,对象包括批评皇帝和弹劾朝中任何高官的不当行为。然而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很少有人真心愿意听诤谏之言,因而多是诤谏者自讨苦吃。在唐代诗人中骆宾王、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都是因敢于直谏而被贬斥的诗人。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周邦彦词的叙事传奇

词以抒情为其主要特征,然而词叙事,也是值得大力探讨的领域。周邦彦词具有突出的叙事特色,主要表现在:1、铺叙过程,包含故事,具有传奇性特征;2、变换视角,绾合叙事,构筑传奇式意境。叙事因素的渗透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功能,拓展了词体的审美空间。     

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主要不在于作品的故事,而是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这部作品的重要叙事视角。     

试析汉文帝优容诸侯王的真正原因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他对诸侯王优容有加,主要有汉初的社会经济和他本人的个性特点两大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汉文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汉文帝本人的个性特点造成了他对诸侯王的优容甚至纵容,使得诸侯实力得以逐渐增强,终于威胁到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