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

严复是我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翻译《天演论》 ,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提出中国近代教育思想 ,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dialectic”一词的翻译

正确理解术语“dialectic”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键之一。这一术语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两个中译本中有着“论辩术”和“辩证法”两个不同的译名。文章试从词源、词义的演变、词的译介以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四个方面探讨“dialectic”的意义和翻译，指出“辩证法”译名的不科学性，并提出了翻译处理的建议。     

当世蒲松龄,古笔谱新曲--林纾短篇小说艺术新论

短篇小说是林纾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纾接受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积极影响,以古雅的形式摹写社会、刻画人物,多侧面、多角度的反映了中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为严复作<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严复令史华慈大感困惑的一点: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中国哲学中从荀子到刘禹锡、柳宗元等,在传统的"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严复恰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到更多的依据,而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其实是其一贯之道.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湖南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和稻作农业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湖南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华炎黄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缺乏关键证据支持,因而难以成立。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受活》:荒诞背后的焦灼

阎连科的《受活》用超现实的方法营构了一个荒诞奇诡的艺术世界,在荒诞的背后却是作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劳苦人命运的焦灼,对造成劳苦人悲惨遭际的权力个体、权力机制的拷问,以及对造成劳苦人失语的当下文坛的不满。     

论阎连科后期小说的命运悲剧

阎连科后期小说主要展示了人与不可抗拒的旱灾、疾病、蝗灾等非人类力量的冲突,呈现出"崇高"悲剧美学风格。其主题在于对命运的反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究,表现出强烈的创作责任感和作家精神重构、拯救人类灵魂的理想。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