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民族文化的元典——鲁迅与《尚书》

《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深受古典文学浸润的鲁迅与《尚书》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或直接或隐晦的联系。首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对《尚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其次,鲁迅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六经"之一的儒家经典《尚书》自然被鲁迅信手拈来地用于多处作品之中;第三,《尚书》作为一部文化元典性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朴素的文艺观,它所提出的"诗言志"一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该文艺观也是充分肯定的。     

明清以来雁北地区主要庙会综述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民众开始大规模自发组织修庙并组织庙会活动。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纷纷加以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雁北地区的庙会活动却无人问津,这对庙会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据现存的雁北地方志资料对该地的庙会作一概述,以期促进庙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统一——以李叔同出家为例

宗教不是迷信,它是与科学对立统一的。非宗教徒吃肉、喝酒、性行为时会觉得快乐与马克思提出的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如吃、喝、性行为等等）才觉得是自由快乐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非宗教徒眼里,宗教徒持戒（如戒色、戒酒等等）是痛苦的,那是因为宗教徒持戒这些行为不是人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而是节制自己。马克思还指出,如果人使这些机能脱离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时,人就与其它动物一样。不管是宗教还是科学,我们都应该超越人的这些动物机能,所以修行之于宗教、钻研至于科学,都是艰难且伟大的。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

甲骨文中的“蜀”,学者多谓此即古代巴蜀之蜀。然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与中原相距遥远,殷商时代考古文化面貌亦与中原相异,不像是甲骨文中与殷商王朝联系颇为紧密的蜀方国。通过对文献和商周甲骨金文的深入研究表明,殷周甲骨金文所见之蜀当在今河南长葛市,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并非一事。     

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既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坚持汉学正统观念,恪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平淡中和的诗教和美刺传统。其二,知人论世、考镜源流、文品如人品的评价方式。其三,注重形象性,反对征实,反对臆测,主张顾及全篇。其四,主理尚用,有补于世,服务于现实政治。其五,史家视角,文史兼备,与时俱进。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李白乐府中代言诗管窥

李白乐府诗中拟代弃妇、思妇、勇妇、女仙等女性立言,表达对远人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对负心人的怨愤,对自由的企盼,使女子摆脱心理束缚,畅言心声,抒写女性情感历程。而这些代言诗的出现,与李白深层心理机制以及乐府诗同题创作的承继性、儒道思想中的女性意识等原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