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大历史--莫言《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及价值

莫言的《蛙》透过新中国60年的乡村生育史探求“人”的生存本相,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在书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际的同时,莫言表达了对“人”的探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反观莫言30年的创作,他坚持把小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人性,思考人生,其书写的发生学机理源于他的人学观、文学观,“恋乡-怨乡”的文化心理与乡土经验。然而,无论是言说苦难的方式还是批判现实的力度,《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均在莫氏人物谱系中发生了嬗变,构成其独特性。     

邹汉勋论“喻当并匣”说

邹汉勋《五均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音韵学成就。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古声二十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邹氏有一个论断就是＂喻当归匣＂说。在声纽流变的思想认识下,邹汉勋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并以《诗经》双声、谐声、声训、方言等材料作为佐证得出＂喻当归匣＂的论断。邹氏《五均论》虽然可能因囿于方音而没有把喻三、喻四区分开来,但其＂喻当归匣＂说是后来曾运乾＂喻三归匣＂说的先导。因此,他在上古音声母研究史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隋炀帝研究的过程和价值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重新评价隋炀帝上 ,史学界经历了探索、认可、发展等三个阶段。隋炀帝研究实际上是求异思维、创新价值和领先精神在教学科研中的运用 ,既更新了教材、培养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又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范围 ;既使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又促进了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及旅游事业的发展。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延安文学当代范型的成功建构——由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说开去

王久辛以《大地夯歌》为代表的系列长诗创作，在继承和发扬延安文学优良质素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旗帜，强调史诗的历史承担责任，改写了当下新诗写作读者严重缺席的窘境，提供了当代诗歌创作的新范型。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试论严家显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严家显先生作为福建农林大学前身——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创始人,其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是:融中外教育思潮之精华于一炉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先进性;注重具体研究而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创新性;以强国为宗、以学生为本而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丰富的情感性。     

《型世言》:道德说教外衣下真实的世俗生活

当前学术界对<型世言>的研究,大都将其与<三言>和<二拍>进行对照,认为<三言>和<二拍>宣扬情欲,肯定个性,是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型世言>由于内容中充满了很浓厚的道德说教,是彰扬儒家传统道德,因而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大.其实,<型世言>不仅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虽然有很浓厚的道德说教,但其在披着道德说教的外衣下,反映了真实的世俗生活.     

严复法制思想刍议——以《法意》按语为核心

严复在1903至1909年间，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所著《法意》一书，并附有多条按语，集中体现了严复的法制思想。在批判传统法制弊端的同时，严复为近代中囱构建了一幅法制蓝图，启迪了国人的法律意识，推动了清末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高校德育教育初探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品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抗战、建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当时的德育教育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回顾该时期高校德育教育的内容及特点,对当今搞好高校德育教育工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