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从《大学衍义补》看丘浚的货币思想

丘浚是明代大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中,有许多关于货币的杰出的思想：1．货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换而产生的,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与贮藏手段的职能;2．主张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应统归国家;3．提出了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平行流通的货币改革方案,并明确规定其兑换比率。     

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叶梦得《岩下放言》考

《岩下放言》系叶梦得晚年归老卞山后所作。既有一、三卷本之别,又有《稗海》中署名为郑景望的《蒙斋笔谈》的混淆。经考证,《稗海》之前,没有《蒙斋笔谈》的著录;宋代六位有"蒙斋"名号的人、宋代另外两位"叶梦得"以及郑景望本人都没有《蒙斋笔谈》的记录。《蒙斋笔谈》的大部分内容与叶梦得关系密切,且与《岩下放言》的中下两卷内容完全吻合。《蒙斋笔谈》应系宋元以后的人误托郑景望之名,裁剪《岩下放言》之内容的伪作。     

慕容燕迁都探析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慕容燕随着实力的消长,在进取和撤离汉文化中心区的过程中,都城不断迁移。前燕随着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汉文化中心区扩张,其迁都是主动进取性的;后燕、西燕、南燕随着实力的削弱,逐渐退出汉文化中心区,其迁都是被动退缩性的。慕容燕多次迁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雁翼对十四行诗的改造与创新

雁翼的十四行诗是他向世界诗歌宝库学习、拿来为己所用而又有所创新的一个范例。他对这种发源于西方的诗歌进行大胆改造,从内容风格、表现题材、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为当代诗坛奉献出了一种具有中国气派和个人风格的十四行诗。     

人的自然化：孔子休闲哲学考

孔子哲学思想不仅有自然的人化,更有人的自然化。孔子人的自然化思想有着丰富的休闲哲学智慧。舞雩之乐与孔颜乐处是孔子休闲哲学智慧的两个方面,前者从人的自然情感欲求出发,寻求洒落适性的人生道路,倡导在山水游玩之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后者以休闲的生活与心态超越人生的苦难与困境,无论是遭遇困境还是享有富贵,都要随遇而安,保持快乐的心境。     

论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和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其经典化的过程实质是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权威、编辑出版、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等多种因素合谋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