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壮族文人的文论在全国影响并不大,但是否就因此而没有价值和意义?尽管受到汉族文人文论的巨大影响,并因此还具有滞后性,但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存在仍有其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表现为:它是对传统壮族文人文学创作的总结;它是壮族民间文论的发展,是壮族人民对文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它是对全国文论的一种丰富。在这三个方面,它有着别的文论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人音乐的审美特征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文人音乐的审美体验出发 ,对文人音乐的审美特点试做归纳分析     

论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

:词的出现是对传统诗教观念的突破,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但关乎文学自身的规律,还涉及到复杂的士人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笔者拟从文学接受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两个角度切入,探讨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     

《学衡》论学者精神与责任

《学衡》杂志以“论究学术 ,阐求真理 ,昌明国故 ,融化新知”为宗旨 ,对 2 0世纪初期的学术弊端提出了严厉批评 ,并在此基础上呼唤对真正的学术精神的追求 ,即自信、自得、贞操、求真、审慎、创造、社会关怀和追求文德之精神 ,同时提出了学者对于前人、今人和世界的责任。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的史实考察

移风易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一项重大任务,它上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六劝”活动,贯穿延安13年,开启了新中国移风易俗实践的崭新历程.这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实践内容丰富,涉及生活方式、社会风气、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社会、民生层面的内容,直指群众生存需求,群众参与积极性很高,效果明显.因此,考察延安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