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人画审美精神之流变

中国画的前途已成为美术界的热门话题 ,中国画是民族精神与思想在美术领域具体表现 ,它的发展命运关系到中国古典思想与精神的传承 ,也关系到中国文化在新世纪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保持自己的风貌而又有所发展。本文就传统中国绘画的代表———文人画 ,其审美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一番简要论述 ,旨在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所裨益。     

博学有耻,求实创新--论顾炎武的学术道德思想

顾炎武为学以身体力行著称于世.他反对有明以来空谈之风,倡导经世致用.针对当时学者急功近利不肯踏实读书,甚至于为成名而剽窃他人的无耻之举,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之道,特别强调学术道德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并将其作为为学之本.他的学术道德思想对于纠正目前的学界风气和促进理论创新,仍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特征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在研究分布上南重北轻;二是在研究方向上呈现出专而精;三是在研究内容上重点突出及以考论见长;四是在研究时段上三阶段稳步发展;五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本细读与分析。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特点,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志士与雅士的非凡组合 --毛泽东诗词观探析

政坛领袖与旷世文人两种不同气质的完美组合,是毛泽东早年确立的志士加雅士的人生塑造走向的经典结晶.这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上,便呈现为沿着中国诗史中唐风宋调的两套路数不断拓展,而使其诗词具有开阔的艺术空间和典范的艺术价值.     

孔子的交友之道

春秋时期,新型之士兴起,从而使朋友作为独立一伦,开始从宗族血缘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从修身、齐家、治国的角度出发,认识到了交友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其社会政治价值,提出了交友必须遵守的的原则和规范,即遵循礼义、诚信、忠恕之道。这些思想不仅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的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过渡”文人的气质 典雅沉郁的诗风——读张农《葫芦吟草》

南社诗人张农既是一位典型的过渡性文人，又是带有浓厚的民间立场和本土意味的知识分子。他的诗集《葫芦吟草》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种忧国忧民、直陈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追求人格自塑的强烈意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张农以自己的方式对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进行着独特的呼应，其诗歌艺术与审美境界也表现出从古到今的微妙变化。其诗作展现出的是一种典雅沉郁的诗风，意象丰富而不失活泼，词采明丽而追求内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