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石印本《杨家将》鼓词综述

依据所收藏清末民国石印本《杨家将》鼓词14种,它们是清代鼓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流和流通方式来说,《杨家将》鼓词经历了从抄本、坊刻本到石印本、铅印本的演变过程,保存了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珍贵资料,包括民间说唱的原始风貌、大量俗字、别字和方言词汇,对于传统说唱文学、小说和戏剧、文字学乃至民俗、出版史和绘画史研究都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文学创作的爱情与责任书写

《长恨歌》、《梧桐雨》和《长生殿》三部文学作品遵循了两大规律,即爱情与责任双线并行的文脉规律、爱情与责任双线汇聚生成结局规律。两者对立时悲剧发生,和解时成功团圆。而且这两个规律也通适于多数古代爱情作品。规律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自由爱情的享有者与责任自觉的担负者必须是同一主体。两大规律的发现,既昭示了古代自由爱情通向现代爱情的必由之路,也使我们对当下文学研究以及创作中把爱情或责任,尤其是前者绝对化的趋势提出质疑。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修渠与招垦：治术、策略及其实践——兼论民国初年杨增新治理新疆之道

杨增新的思想渊源极为复杂,但其内政的理念可概括为：务农本、重吏治,保民利、尚节俭。基于此理念,修渠垦荒以安插流民成为他治理新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修渠和招垦中,杨氏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在修渠与招垦经费的多种来源中,主要运用的是财政扩张手段,故而杨氏极为关注纸币的信用问题与水利投资的收回。他倾向于向贫民平均授田,反对富户、地方官兼并土地,从而强化了国家——小农的社会结构。总体上,其为政的思想、策略及实践,体现了对国、官、民三者关系的把握与处理。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左翼作家杨骚戏剧创作论

左翼作家杨骚的浪漫剧多借助想象寄寓理想,或通过浪漫题材现实化摆脱转型时代的忧郁症。作为左翼作家联盟早期会员,他还创作了一批写实剧。杨骚剧作体现出现代特色的生命意识、抗争精神和自由意志,同时呈现出独特的闽南文化特色和一种浓郁的怀乡主旨。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论魏晋之际“三不朽”的价值困境

"三不朽"作为儒文化的主流价值,经历了由隐而显的发展历程。羊祜身处汉晋之际,既秉承儒家传统,追求"三不朽"的价值理想,同时又因玄风的感染而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形成矛盾复杂的心态,折射出儒家"三不朽"的时代困境。正是这种矛盾及困境,赋予了羊祜岘山感伤及堕泪碑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试论扬雄的“幸”与“不幸”

扬雄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谓"幸",文章论述了扬雄在事业上获得重大成功的一面;所谓"不幸",文章论述了扬雄的生前与身后所遭遇的主要的痛苦和打击.文章对扬雄寄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理解和同情,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绝不含乡梓之情的偏见.     

试论杨虎城的知识分子政策——兼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杨虎城将军一生之中非常重视教育。杨虎城主陕后,所执行的开明、宽容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吸引来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巩固了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同时也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因此当时陕西的舆论环境比较宽松,民众的民族精神也得到高扬,这对西安事变的爆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