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样式雷图上的春熙院

春熙院是清代圆明园五园之一,关于它的位置迄今未有定论。样式雷《圆明园以东水道图》为我们提供了春熙院位置的线索,通过分析可知,样式雷图所标春熙院位置是可信的,它位于长春园北,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北京大学未名湖区或朗润园等地。     

天人同感与以阳为尊理念的显现——《焦氏易林》灾异事象描写的透视点

《焦氏易林》的灾异事象描写涉及天文、自然风物、人间怪诞多种类型,常和不吉利卦旨相连.灾异的征兆与结果之间以天人同感为纽带,渗透了阴阳互动与以阳为尊理念.事象与相关理念整合,巫术与哲学融会,是灾异事象的一个透视点.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周扬的民间文艺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领域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群体——解放区学者,他们对于民间文艺的研究围绕"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扬。周扬在民间文艺的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强调对民间文学形式和功能的利用,强调民间文学内容的人民性和尊重历史的原则。周扬重视和研究民间文学,是为政治追求服务的,是构建新中国人民的文艺之具体表现,对于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杨闻韶诗歌生命的涌现现象

一个拥有诗歌生命的诗人或诗歌作品,必为世代传诵。杨闻韶的诗歌创作和短暂一生构筑出他奇异的诗歌生命。杨闻韶诗歌生命是通过他诗歌中环环相设的隐喻系统不断涌现出来的。略低于体温的语感、渴求信靠的叛逆的心灵、以对死亡的思考为基点和以均衡性损坏和节奏的改变为特征的即时性吟唱的诗歌模式,构成杨闻韶诗歌生命的主要内容。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