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构式语法研究“爱V不V”结构

运用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爱V不V”结构能够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缺陷。“爱V不V”结构作为构式存在,它独特的语义是结构本身赋予,结构具有不完全推导性。“爱V不V”构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语义偏移,是构式多义性的表现。“爱V不V”构式对进入构式的动词音节和动词义都有制约作用。     

杨善洲精神：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时代标杆及精神启示

摘要：每个社会生存的价值体系都有完备的道德核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时代价值体现的杨善洲精神,在带给人们久违的心灵冲击和感动之时,也把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展示出来,使我们今天在谈及保持党的纯洁性的严肃话题时,能从杨善洲精神中看到、悟到执政党安身立命的精神象征。无疑,这种精神象征就是执政党的政治承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髓。     

扬雄智论发微

“智”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范畴。孔孟对此多有阐释,但他们的“智”均包含在仁（义）学之内。扬雄尚智,在吸纳前代及时代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智论：智获得了超越仁、义、礼、信四常至上的地位;他的智论与传统儒学重人轻天的学术指向不同,重视天道自然;把先秦儒家服务于伦理道德的智转换成服务于生命本身,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与人格的珍视。     

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

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杨成志从1928年的滇川调查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两度出洋留学考察,博采欧美学术,并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杨成志也成为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     

试论古汉语中的“鸳鸯”是否是联绵词——兼论联绵词的一种鉴别方式

在现代汉语中“鸳鸯”是联绵词。通过对“鸳鸯”的历时考察,发现“鸳”、“鸯”能单用、分用,有重叠形式,“鸳鸯”有异序词,也和合成词一样。所以用现行的有关联绵词的语素识别方法一双向替换法不好判断它是否是联绵词。通过考察联绵词的来源,提出了新的判断方法,用两个公式区分联绵词与合成词,最终确定“鸳鸯”从古至今都是联绵词。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杨朔散文艺术美

针对文学评论界对杨朔散文创作提出的质疑问题,采用艺术审美分析与具体作品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杨朔散文所具有的诗的意境美、结构美和语言美,从而得出了杨朔散文具有长久艺术美价值的结论。     

《后水浒传》的多重价值

《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之一,是在《水浒传》之后产生的又一部歌颂草莽豪杰的英雄故事作品。小说写宋江等人死后转世托生为杨幺等人,发动了洞庭湖农民起义,继承和发展了水浒的事业。他们提出了"均贫畗"平等"等思想,反对招安、外族入侵。小说塑造了杨幺的杰出形象,以续书形式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市民心理。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