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角色距离问题探究——以南京S村为例

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工程各相关主体对大学生村官充满期待,这些角色期待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大学生村官实际拥有的权威与这些高期待并不对称,再加上大学生村官的角色领悟出现偏差,以及大学生村官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都使得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与实际角色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最终大学生村官未能成为如"村民的保护者"和"国家的代理人"那样的理想角色。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融合。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具备融合基础和条件,融合过程要经历资源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制约因素来自于融合主体、客体和政府部门三个方面。融合模式包括旅游节庆、旅游演出和体育赛事。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理县桃坪羌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桃坪羌寨的农文体旅融合的基础、机理和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建议：重视非遗传承,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治理机制,深化土地改革;深挖非遗文化,打造品牌节事;设立合作组织,实现合营互助。     

湖南村落经济发展问题及政府职责

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经济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村落经济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得到真正发展。目前,湖南村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点是:村落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落经营方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户以种植业为主;村落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村落经济发展越来越超出村落范围。发展湖南村落经济需要政府有所为,做好规划、引导、支持、保护等工作,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     

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

基于长沙市农村地区大学生村官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显示,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影响。为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政府应该健全大学生村官的保障体系,完善大学生村官的退出机制。     

论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鲶鱼效应

＂鲶鱼效应＂强调的是鲶鱼的调动作用及其在平静和安稳状态下的激活、激发作用,强化生存和竞争意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传统习惯、习俗,农民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民主意识、科技意识等比较薄弱,农业发展模式依然落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有知识、有文化、会经营的青壮年大量流失,这都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当前的农村犹如一潭死水,急需一种动力使其＂微波荡漾＂来呈现新农村的活力,而当前这种动力将会来自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入村将给农村带来新知识和新理念,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也将会发挥＂鲶鱼效应＂,给封闭的乡村带来新的气息,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来讲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和新鲜血液,必将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生机和活力。     

黎族哈方言区三师村丧俗音声系统的田野考察

海南乐东县三师村黎族哈方言区的丧葬民俗,丧礼各环节的民俗事项中均有音声贯穿始终。一是粉枪声、鞭炮声、哭声;二是主祭"帕柔"唱诵,在祭奠期间有专人唱祖先歌、丧歌的场面;三是在祭奠、出殡、下葬过程中用唢呐、锣镲演奏烘托氛围,表现出特殊的地域与民族性征。三类丧俗仪式音声具有哀悼、生死划界、避邪、分化痛苦等多种功能。     

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失衡的探讨

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现实中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 ,“两委”关系不正常是少数 ,但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本文主要探讨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失衡的表现 ,分析造成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失衡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两委”关系失衡的措施。     

董加耕事迹的发现与宣传

1961年5月,江苏省盐城地区农村青年董加耕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自愿回乡务农。1962年8月8日的《新华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此后,董加耕被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发现,并经由各级组织的培养、宣传而被树立为全国青年的先进典型。截至＂文革＂前,董加耕的事迹有一个被发现、宣传的过程,媒体在宣传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考察董加耕及其事迹被发现、宣传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在国家形势的需要、领导机关的培养方式、董加耕的个人思想品质三方面留下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