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区分——民族服饰的族群语意表达

民族服饰通常被视作一个民族十分重要的外在标识,体现并强化着族群内部的认同及与他族的区分。然而,在一些多族杂居或不同民族相邻而居的地区,族属的不同很难通过服饰的形质来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失去了认同的依据。一方面,想象中的差异帮助他们确认彼此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事实上的共通之处又使他们保持友好和谐的关系。于是,在族际交流的情形下,服饰的＂大同小异＂更多地成为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生存策略。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爱情对传统的突围和困境——以《平凡的世界》为例

分析指出,爱情作为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叙述主题之一,作者在书中展现了爱情的多种形式和可能。小说中,年轻一代对爱情的追求执著而坚定,寻求爱情对传统的突围。但是传统的力量毕竟真实而强大地存在着,在这种追求中,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困境。对具体事例产生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逐一剖析,有助于客观地把握爱情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梅山蛮先民之古越新探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梅山蛮溯源为起点,以＂参考神话,还原历史＂为目标,查找、梳理、辨识先秦述苗典籍,对＂古越与梅山蛮＂、＂大禹与会稽山＂、＂会稽山与瑶族＂、＂平王与高王＂、＂水浸天门与伏牺兄妹＂、＂茅、苗、梅的意义＂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究,昭显了古越文化影响现代瑶族的踪迹。     

周云青《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初探

近人周云青早年所著《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有意师从汉儒诂经之法,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部类之总叙、小叙训注,实事求是,简洁明晰,给初学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晚出之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大抵从新学角度加以讲评,影响较大,而二者取向颇有相异之处。     

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姚名达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作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小史》等10余种。姚名达学行事迹中如曾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得失、创办女子书店之宗旨、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等,是学者较少评述的几个问题。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

琼瑶电影对台湾电影史的影响一直未被评论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忽略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琼瑶文艺片。事实上,琼瑶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台湾电影开辟富有特色的文艺片类型,并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同时,琼瑶电影还运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演绎了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并在社会中产生教化、抚慰的作用。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电影历来的传统。琼瑶电影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它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深厚渊源,也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传统血浓于水的关系。另外,琼瑶电影在表现爱情王国的浪漫时,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台湾图像。琼瑶电影在台湾影史上共掀起了两次为时较长的观影热潮,在这先后两个时期里,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也相应地有着一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论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

路遥小说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价值判断等方面,这一方面根源于陕北特殊的历史及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与路遥的经历及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有关。路遥与农村农民的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决定了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成分,而对现代文明的接受又使其具有了超越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