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

从文献记载到民间传说,都在暗示着尧与陶寺遗址的联系。可是在考古与历史的对接中,年代上却发生了错位,无法吻合。于是又出现了将陶寺遗址与黄帝、帝喾,以及舜、禹、夏对接的尝试。但根据《尧典》“四仲中星”的天文现象,尧的年代正与陶寺兴盛期相当。由此提出的“打结理论”认为：历史传说的缺失,导致了上古史上用有限的人物填补历史空间的现象,如同断开的绳子,只有打结才能连接起来,而连接起来的绳子一定会变短。五帝其实就是连接断裂历史的五个结,他们使历史变得辉煌,而他们的蝉联,也使历史变短。     

类属关系偏正式双音词的特点及成因——以《齐民要术》为例

二语素为类属关系的双音词是偏正式双音词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类双音词和一般偏正式双音词不同,表意上存在羡余成分,语义上多为前正后偏式,形式上绝大多数是“属＋类”式,词性上都是“名＋名→名”式。《齐民要术》中这类以动植物为主的双音词,上古一般都以单音专名相称,后来逐渐构成类属关系的双音词。其主要原因是专名单称不能清晰、明确、准确地传递信息,同时有的专名词义后来逐渐扩大,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另外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双音词化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解读昌耀

昌耀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诗人。因地域及时代的因素,他的诗长期以来备受诗坛及读者的冷落。就他的诗的价值而言,在中国当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他的诗通过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的艺术化抒写及对其的审美超越,最终实现了人性与诗性、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亚里士多德与庄子人生“至境”之比较

人生至境是人对理想生活处境的终极性描绘,也是先哲们求解人生问题的重要体现。作为中西文明的重要思想者,亚里士多德与庄子都对此给予了丰富的阐释。立足跨文化的比较视域,两位先哲的人生至境可相应地从5大维度进行比照：样态形式——“闲暇”与“逍遥”;通达途径——“沉思”与“坐忘”;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以及人格形象——“完人”与“至人”。虽然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均将人生至境指向了内在精神性的自由之境,但在5个维度上都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于始源点上的汇通与分野。     

明清时期广东瑶族的锐减与迁徙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广东的瑶族开始由大面积分布,到不断地向深山穷谷退却,最后所占区域越来越小。瑶民的迁徙与明清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也和明清两朝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而不少瑶人汉化,也致使瑶民数量大减。发展到近现代,广东只剩下了连南、连山、乳源等少数地区有瑶人居住,大部分瑶民迁徙至广西金秀山和湘粤桂的交界地区。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

陕北社会自耕农经济特质下的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围.路遥与农民的精神联系根植于家族的血缘文化,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其精神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限制了他.     

论《甘泽谣》等唐传奇中的“宗唐思想”

本文从晚唐作家袁郊所撰传奇集《甘泽谣》出发,结合《唐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唐传奇中的“宗唐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中,《魏先生》篇反映了隋末唐初为李唐的合理性进行舆论宣传,即鼓吹“宗唐思想”;《素娥》篇对武氏政权进行批判,强调李唐的天命所授,即维护“宗唐思想”;《红线》则对中晚唐藩镇割据势力进行鞭挞,借以证明李唐的正统性,即维持“宗唐思想”。不同的时期,“宗唐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内涵,也深刻、形象地折射了民众心理诉求的变迁。《甘泽谣》作为小说创作,与儒、释、道、侠等思想密切相关,在“宗唐思想”方面有着独具的系统性和鲜明的特色。     

2006年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姚明攻防情况的研究

通过2006年男篮世锦赛中国队与其他参赛队比赛中姚明各方面数据的统计,研究姚明在比赛中的攻防情况,通过对其他参赛队10名中锋的比较分析,研究姚明的攻防特点.研究表明:姚明在进攻上以阵地进攻为主,进攻方式多样,命中率和造犯规也相当高,罚球以及策应配合也是姚明的进攻手段;在防守方面,姚明与国外高水平中锋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最后,对姚明在以后的训练和比赛中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