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叶公其人与叶公传说的传承

叶公形象基于白公之乱而产生,继而传播到楚地和中原地区。作为传说舞台的叶地有许多关于叶公的古迹。对叶人来说,叶公是＂社稷之臣＂和＂亲民善民之人＂。他们对叶公的共同认识与共同记忆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作为传说人物的叶公是由历史事件、特定空间以及特定人群的共同认识而建构起来的,这些因素对叶公传说的形成与继承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树立法院权威之探讨

当前我国法院权威严重缺乏,树立法院权威也面临诸多困境：一是法院审判受权力机关、党政机关影响;二是司法腐败严重;三是法院效率低下;四是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受挑战;五是法院裁判执行难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法院权威的树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观念陈旧;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司法不独立的影响。因此,为树立起我国法院的权威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更新观念：从意识形态上保障法院权威的树立;完善制度：从规范意义上确保法院权威树立;独立审判：建造良好司法环境以保障法院权威的树立。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寄情画面,意笔工写——叶浅予舞蹈人物画风格研究

叶浅予创作的写意舞蹈人物实现了速写造型与笔墨意蕴的有机结合,具有明显的寄情画面、意笔工写的风格特征,奠定了他在中国写意人物画中的重要地位.以叶浅予舞蹈人物画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其1954年后的代表作品.通过对这些舞蹈作品的表现形式与方法的论述,揭示出叶浅予舞蹈人物画的创作风格,即表现内容的寄情性和表现形式的意笔工写性.     

叶燮诗歌师古论——以《原诗》为中心

在吸收古往今来优秀诗歌的创作经验和审视前人师古误区的基础上,叶燮提出了他的师古之论。叶燮始终从诗歌发展流变的维度谈"师古"问题,他的诗歌师古论贯穿于其整个诗学体系的建构之中。在"师古"的前提上,他主张"识其升降";在"师古"的范围上,他倡导兼综百家;在"师古"的方法上,他注重"得其神理"。在总体上,他的师古论是比较通达的。     

燕行使与沈阳朝鲜馆的历史记忆

文章根据不同时期朝鲜使行人员留下的燕行录,分析了他们对野坂亭和沈阳朝鲜馆的记述和感怀,以及对入城仪式的解释,从而说明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孝宗的评价有关,并受到当时朝鲜人“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时代心理的影响。     

论晁采、李冶的诗歌创作

中晚唐爱情诗的繁荣肇始于唐大历年间 ,标志是出现了晁采与李冶这两位女诗人。爱情是晁采、李冶诗歌创作的共同主题 ,但前者纯真热烈 ,采用乐府民歌的艺术手法 ;后者诗中充满复杂的况味 ,多采用五言诗 ,擅用移情和烘托手法。     

多维视角下七宝楼台的重构——论叶嘉莹先生梦窗词的研究成就

在宋词研究的历史上,“七宝楼台”几乎成为梦窗词的专用名词,而梦窗词的表面华丽与实际上的混杂零乱也几乎成为词家的共识。叶嘉莹先生是词学史上系统科学地研究梦窗词的第一人。她突破传统局囿,自辟蹊径,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坎坷多舛的人生阅历,女性敏锐细腻的观察力,融会贯通的东西方文化学术背景,以及过人的聪颖才智,在多维视角下对梦窗词进行了重新审视,匠心独具地对梦窗词的七宝楼台进行了重构,一洗梦窗词七百多年来所蒙受的不实批评,还其一座熠熠生辉的七宝楼台的真实面目。     

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的相关问题——叶嘉莹中西诗学研究之阐释

叶嘉莹研究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其出发点是因为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和国内的青年学者在诠释中国古诗时往往出现偏误,她觉得有责任做纠偏工作。而在实际评说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她感到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非常有必要,它有助于对中国古诗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在具体阐释分析上,她自己即以比较现代的观点阐释了陶渊明、杜甫、李商隐的诗作及其特征,同时又提出了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