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现代主义文论的一种经典——叶公超的“新批评”理论

重读叶公超30年代的文学批评,令人耳目一新,又发人深省。他提出的文学是“心灵的感应”、诗是“内感与外物的契合”、阅读是“无定的反应”、批评是“追求自己的感觉”等主张,与英美理论家艾略特、瑞恰兹的学说息息相通,也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构建起了一部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经典。     

土家语“撒叶嗬”（sa^55 je^21 xe^53）刍议

鄂西地区民间保留的丧葬习俗“撒叶嗬”（sa^55 je^21 xe^53）,不是汉语,是土家语,其意为“死神舞”。因其地汉化较早,虽然土家语消失,但其中拥含土家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些底层语言被借入汉语,受汉语影响,在形式上稍有变化而世代流传,使人神秘莫测,其含义更鲜为人知。故研究土家传统文化,必须考察与其相关的土家语言。如不精通土家语言,很难发掘其文化真谛。     

“才、胆、识、力”:叶燮对审美主体能力的建构与阐释

叶燮在《原诗》中把审美主体的能力构成概括为"才、胆、识、力","识"为基础,"才"为核心,"力"求独创,同时"识"始于"格物"的知性品格,和"力"的实践特点构成"知行合一"的理性认知关系。四者的关系叶氏认为是"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     

范晔的文学审美论及其贡献

南朝刘宋时范晔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美学家。于《后汉书》,首辟《文苑传》,成正史文人传记之先导。善在文史合议中发论,于前人史著,不惟评其史学价值,而且论其文学水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是其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中古文学美学史的经典文献。首言文意为主,首分文笔界限,首以文学审美之法撰写史之传论赞词。发论与撰述珠联璧合,史思与文情桴鼓相应。范晔于中国史学-美学实有大贡献。     

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以七律创作为主看魏野诗风

魏野从方回划分宋初"三体"之时便被认为是晚唐体诗人,但其诗作的内容及创作手法皆体现出鲜明的白体特征。以七律为例,就内容而言,多为送行交游及朋友间寄赠唱和之作,且偏重于叙事、言志、写意,类白体七律;就创作手法而言,语言大多明白晓畅,出语自然,不事雕琢,且言意好尽,不太讲含蓄,发挥了白体善于铺叙的功能,有明显"以文为诗"的倾向。这是魏野七律最突出的特征。其五律等诗体亦大多如此。因此,就诗风而言,魏野更倾向于白体诗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晚唐体诗人。     

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说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

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 ,开篇未能脱俗 ,是其史论中一个败笔。然通观其帝纪后论 ,则清晰地揭示了东汉皇朝从中兴走向衰亡的几个转折 ,堪称卓识。以其同前人袁宏、后人司马光的史论相比较 ,亦可印证范晔的卓识。今人从中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叶适《诗经》研究释论

叶适的学术思想不同于正统的道学派,他的学术思想融合了事功和义理,他对《诗经》的研究和解读多有独特见解,立论新颖,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他力辩孔子删诗说;关于《诗经》小序,也不盲目遵从和反对;主张以《诗经》立教.叶适的《诗经》学研究是宋学精神张扬的典型表现.     

叶燮诗法论——以《原诗》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叶燮的《原诗》往往能在融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别有开创。叶燮诗法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诗无定法”。其“诗无定法”是以“神明”为主脑的。在诗歌境界上,他崇尚“自然”,这是其诗法论的旨归所在。     

叶嘉莹“兴发感动”理论对王国维“境界”的 体系化及反思

港台词坛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上延续了晚清民初的词学本体传统,在对《人间词话》进行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彼此商榷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以"境界"为核心的诸概念的理解问题。在此研究背景中,叶嘉莹最大的贡献在于,当港台词坛对王国维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个别概念的理解和论争上时,她已经有意识地运用"兴发感动"理论使"境界"体系化,并使其在动态系统中获得自身内涵。但叶嘉莹的"兴发感动"理论将"境界"的创作视野囿于词的生命感发力,没有体会到王国维在"境界"中熔铸的人文理想,最终还是与王国维的"境界"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