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后期文人活动文学性彰显的原因

建安后期,文人内部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浓郁的文学色彩,除了该期曹氏政权的巩固、生活的安定、经济的相对繁荣等原因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第一,文人的内部活动促使他们视文学为表性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心理创作定势走上完全自觉;第二,文人的内部活动为他们竞才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场所;第三,文人的内部活动更加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这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或职业,才能生成的比较自由和宽松。     

叶圣陶小说研究80年

对叶圣陶小说的研究有近 80年历史。叶圣陶小说研究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期。建国前研究的特点为 ,一、多为短而快的书 (集 )评或序 ;二、既有单篇分析 ,也有整体考察梳理 ,较全面地涉及到长、短篇作品 ;三、评论具有开创性 ;四、4 0年代开始进入冷清期。建国后研究的特点为 ,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化 ;二、拓展了新领域。今后应采用新视角 ,有所突破     

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的“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     

论叶广芩家族小说的“贵族”情结

出身于清朝贵族世家的作家叶广芩,以一系列描写清朝京骑贵胄生活的"家族小说"而享誉文坛。独特的家世背景和生命体验为她的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贵族的生活、贵族物文化、贵族子弟的命运在她的笔下得到鲜明的呈现,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对历史语境中传统贵族文化的整体观照,通过对叶广芩家世背景及其小说创作动因的分析,探讨小说所体现的"贵族"文化情结。     

唐代道教宗师叶法善郡望、占籍与乡贯考

叶法善是唐初的道教宗师。民间奉他为国师、神医,羽流尊之为真人、法师。对于这样一位历史、小说、神话、传奇与仙话交织,真伪杂厕、史实駸晦的人物,鲜有人将历史的真实与后代追思想像的虚诞加以严格甄别。因此,结合正史方志、金石碑刻等历史文献,考证并明确唐代道教宗师的郡望、占籍与乡贯等相关问题,有助于叶法善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意象美学"的现代形态——论叶朗的美学本体论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基本的和核心的范畴,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审美创造和鉴赏的基本思维模式。以“意象”为本体的美学思想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现代形态的“意象美学”建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当代的重要价值显现,也是叶朗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中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更是叶朗在长期的美学思运中对美学本体论的一种中国式的读解。叶朗以其独特的美学之思,尤其是他那独树一帜的极富民族性更具时代意义的“意象”论美学,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和肯定。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接受活动分析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游记》评点本,针对当前《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研究多集中于其版本、著述权和文艺理论等方面探讨的研究现状,文章主要从接受角度入手分析《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的接受特点。小说评点者作为“特殊的接受者”,其接受具有四个特点：（1）多层面的接受视野;（2）积极的劝世、讽世导向;（3）“释厄”之说的时代新视界;（4）独特诙谐的鉴赏方式及风格。其接受可以说是历史见解、时代见解、个人见解的合体。     

叶灵凤《拿撒勒人》中的弥赛亚与超人情结

叶灵凤的小说《拿撒勒人》写一个无力负担学费的大学生蔚生,在母亲过世、情人离去、经济困窘的孤立状况下,精神上转而求助于基督教与尼采超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五四时期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亦即某些作家不但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创作时挪用、改写基督教文本、典故与神学,并且吸纳尼采"超人"思想,形成一股带有内在冲突的创作活力。     

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

1930年代,曹葆华引入新批评理论,强调诗学概念之精确界说,强调逻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与辩证法的研究,强调瑞恰慈的"细读";叶公超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古今错综的意识",提倡艾略特的传统论和宋诗的"夺胎换骨"论,主张知性的诗学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统一,主张"细读",强调分析读者的反映,强调批评也是对这种经验的再现和检验,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进行诗学批评.他们对新批评的引入做出了贡献,但尚不全面.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