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的秩序观念建构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产生于唐朝初至中叶,记述了从上至君长到下至百姓的各种传统道德观念,蕴含着对秩序观念的建构,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内容可归结三个层面：强调君臣关系下的忠臣观念;以君主为主体的尚贤爱民的治理观;孝悌亲友、崇祖敬毕的和谐观及爱美向善的仁义观。该书是作者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以及有选择性地吸收和融合的产物,体现出作者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对稳定社会秩序的追求,把下层和上层、边缘和主流联系了起来,增强了族群凝聚力和认同感,维护了君长统治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当时彝族社会的良性转型和健康发展。     

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无厘头”的影片观看及审美效果的形成

对于“无厘头”影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很多,但却少有涉及穿插“无厘头”桥段如何对影片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形成最终审美效果等观影过程的探讨。自电影符号学之后开始出现影片细读和精神分析取向,而德勒兹哲学则试图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行改造,将电影的观看视为强度流的物质实践活动。基于此,“无厘头”电影的观看可以看作镜头流与观看的观众身体流的汇合。把镜头流视为叙述文本,通过内在于文本的叙述逻辑（符号意指链的断裂／重组）之间张力的解读,在大量的镜头分析中总结出影片穿插“无厘头”桥段、形成审美效果的规律,并在三阶段的区分中分析张力强度与剧情认同程度关系所造成的影片整体审美效果变动。     

《老胡文康乐》的东传与改编

《老胡文康乐》源出于粟特九姓之一的康国,由九姓胡人通过西域东传中土,其传人的时间在东晋初期以前。东传以后至少以四种形态演出过,一种是原生态的胡歌胡舞,一种是丧家乐、假面戏性质的《文康乐》,一种是作为《上云乐》组成部分的《老胡文康辞》及相关歌舞伎,还有一种是经百济人改编过并用于嘉会的《文康礼曲》。由于该乐历时悠久、流传地域广泛、表演形态众多,所以颇为典型,对于中古诗歌、乐舞、戏剧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味经刊书处：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

味经刊书处作为附设于味经书院的一个专业出版机构,代表了传统刊书向近现代图书出版的过渡,从刊书内容到管理制度两方面突破了传统模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通过对其管理制度和刊书成果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味经刊书处对于陕西近现代出版业所做的独特贡献。     

《周易》与儒释道

《周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干,儒家奉为群经之首,道家奉为道藏三玄之首。佛教传入中国,与儒道合而为一,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易家的太极、儒家的天命、道家的道、佛家的空,皆是宇宙全息图的不同体现方式,是宇宙万有生存准则的不同表述。     

论《周易》“吉凶由人”的哲学意蕴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历代儒生的改造,逐渐演变为哲理之书。之后,《周易》中的吉凶悔吝、福祸休咎,不再由神秘莫测的天命来决定,而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及周围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决定。《周易》中的吉凶并不是绝对的,吉和凶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断地相互转化,吉凶最终取决于人为。“吉凶由人”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