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秦朝林政初探

秦承大兵之余而一统天下,滥伐森林以供建筑和社会生产之需求,其对林业管理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封禁山泽”,并与征税相结合。“焚书坑儒”而留种树之书,但秦朝享国日浅,除栽植行道树外,其他之森林建设甚微。     

从华亭之游看余怀的遗民情结

《三吴游览志》是余怀游踪的忠实记录。在此游记中,余怀借山水之漫游,写逸士之胸襟;托文士之雅集,吐亡国之忧愤;藉歌女之遭际,叹前途之多歧;借友人之凋零,申己志之坚贞。余怀的《三吴游览志》寓意深刻,寄托遥远,已非单纯游览层面的意义,而是他的遗民情结的载体和生动写照。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元代墨工考

元代的制墨前承唐宋 ,后启明清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工匠。本文依据史籍 ,对元代的墨工进行了考证。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倪瓒逸民遗民心态变化论

本文从对逸民遗民的界定入手,研究了身处元末明初的倪瓒心态及思想的变化,从而廓清了倪瓒在元明易祚之际逸民遗民身份及心理变化。指出倪瓒的这一思想嬗变对于后来明清之际的一些遗民画家对倪瓒传承中的一种文化认同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清末民初国家机构的演变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的过程，比较体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通过权威政治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体现，分析权威主义在国家构筑中的重要作用，得出历史性的结论——制度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拯弊与集权:唐五代覆试及其与宋初殿试的关系

唐五代覆试与当时的科场风波密切相关 ,其或因朝臣党争而起 ,或因知贡举者失和于权贵而行 ,长庆以后的子弟问题在历次覆试案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覆试内容与省试相同 ,进士试诗赋杂文 ,明经帖经、墨义。初试及第者覆试中普遍有所刷落 ,主文试后也会受到外放惩处。唐五代之覆试与中书门下的考覆分别在形制、权力两方面影响了宋代殿试的产生。宋太祖、太宗之世 ,作为唐五代科举考试拯弊补救措施的覆试 ,不仅本身扩大范围而制度化 ,其中又且衍生出宋代集权表征之一的科考最高形式——殿试。“覆试”、“考覆”及今日之“复试”三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