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 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 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当代中东恐怖主义的特点

中东地区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有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中东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广泛,几乎没有地区和大国幸免。分析中东恐怖主义外在的一些特点有助于探究其内在和本质的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了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持续性、国际性、宗教性、巴以冲突为核心、三大目标、与战乱相伴生、现代化等几个特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归侨群体的“五个认同”研究——以广西侨港镇为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广西侨港镇成立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在侨港镇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同时,当地归侨群体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深化提升,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形成并得以巩固铸牢。侨港镇的事实经验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个案参考,也为其他归侨安置地区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借鉴启发。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模式变迁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的变迁,与时俱进,在改革中发展,目前基本实现了从农民集体内部互助共济的传统救助模式,到以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的历史性变革。2006年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五保供养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而且也标志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基本确立。     

论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我们认为,生生不已、自强有为、尚义崇公、包容存异、关怀济世等五大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五大精神是我们当今弘扬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此五大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论人的发展道路

人的发展道路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多年来,我国哲学界都没有阐述过、甚至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人的发展道路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人的发展道路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人的发展道路分为宏观道路和微观道路。概括的说,其宏观道路表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人的形成、异化和复归,是人的发展的几个阶段;其微观道路即个人身上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辩证发展过程,这是人的发展道路更加深层的内容。     

我国少数民族构成要素的因子分析

本文用总人口、自治地方本民族人口、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人均GDP、农业人口、识字人口、在校生、母语人、单语人、双语人人数等 10项指标作为民族的地区、经济、教育和语言构成要素 ,对这些要素在我国现有少数民族中的构成情况作了描述、相关和因子提取等统计分析 ,以说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构成的基本社会状况 ,以及这些要素对少数民族整体和个体的构成的作用或代表的信息量有多大。文章还依据已有的经验知识对统计分析结果作了相应的说明和解释。结论是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特征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教育水平、居住地区、使用语言等方面的社会差别 ;但是从发展趋势看 ,传统意义上的各民族构成要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弱 ,民族间的差别将逐渐缩小     

试论土族服饰中蕴含的原始信仰审美观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历史和审美观念。本文就土族服饰发展源流、演变及特征进行分析 ,以期进一步探讨土族服饰中蕴含的原始信仰审美观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rrational Elements in the Operations of Boards of Directors

The operating processes of boards of directors are delicate and complex, so corporate legislation cannot simply equate board structure law with board governance law.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grasp the operating processes of Chinese boards with a sober appreciation of the irrational elements in their operating mechanisms. Board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law should shift from its emphasis on structure to give equal attention to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oard operating mechanisms, we should treat differently such “living laws” as customs, experiences and traditions,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ality of boards’ strategic choices, and provide legal regulation of irrational elements, so a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develop consensus, select strong point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We should build control over bo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improve the system of functional allocation, correct assessment mechanisms, develop a mechanism for judicial scrutiny of the affective relationships in society and curb such behavioral tendencies as relational identity, structural bias and group polarization, with a view to controlling such “living law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asic values and principles of board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