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历代毕摩在当地彝族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用本民族传统文字——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以及翻译转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并由彝族毕摩一代又一代不断加工、修改、补充、完善,且流传至今的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从当地历代彝族毕摩所保护和传承且当地彝族民间流传的传统经籍文学版本的主要体裁、素材及其内容看,有史诗类、传说类、伦理类、神灵传言类、婚丧礼仪类、恋爱婚姻类及译著类等;又从当今当地彝族毕摩讲唱传承形式和场域及其采用的唱腔唱曲音乐看,有“甲苏甲类”“诺依特类”“设依甲类”“阿哩甲类”等。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体裁、素材及其内容,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支系性与区域性、原生性与变异性、追忆性与憧憬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吸纳性与开放性、祭祀性与文学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等主要特点。     

嵇康论体文的论辩思想与论辩艺术

嵇康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论体文是其文中最重要的文体,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论体文是在明确的论辩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论辩实践,对对方谬误进行多角度批驳,而其最具原创性的论辩方式就是攻心术的运用。犀利的论辩锋芒与高超的论辩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嵇康论体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汉杂居地区传播的现状调查——以贵州赫章、威宁的两个村落为研究个案

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现状出现由“教派林立”走向“合一教会”的趋势;在与民间风俗习惯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在强调“信仰一体”的同时,灵活地包容了“多元的地方文化”。     

混成耕牧制在彝语地名中的反映

混成耕牧制是一种普遍流行于我国西南山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彝族、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甚至部分汉族和布依族都曾实行过这一生产方式,有的至今尚在延续或变形延续。然而, 对混成耕牧制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 文献记载又残缺不全。因此,通过对彝语地名含义的破译和诠释, 归纳这些地名定型的命名意图, 透视这些地名的命名取向, 从而揭示混成耕牧制在资源利用上的若干特点。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从作家和诗人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 ,二人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这与他们采用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是对二人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力图寻觅他们治学方法的合理内核 ,以期对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生命早春里的一缕轻烟——对《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命运分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翠姨是她最后一部作品<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萧红采用平视叙述视角,使人体会到翠姨之死,一方面是呼兰小城那愚昧、保守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翠姨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对男权至上传统道德观念习俗的认同深深毒害了她的思想,这也是她悲剧归宿的深层原因.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