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汲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李朝末期汉诗家申纬

李朝末期,社会极度堕落,百代硕学李星湖、丁茶山归隐林下,文运陷入混沌。天才诗人申纬继金昌协之后成为时代的彗星。其诗以苏轼为宗,自命“由苏入杜”,又因同清代名儒翁方纲等江南名士广泛交游,故受清朝清丽纤靡诗风之洗礼。其书、画亦为人颂。因此,申纬以诗、书、画三绝名扬中外,在朝鲜汉诗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浅谈布莱克诗歌的表现手法

布莱克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诗歌都吸引着读者,他的诗歌的表现手法有许多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其诗歌的独特的表现手法造就了他的经久不衰的魅力。首先,简单的词汇构筑了朗朗上口的诗句,表达了深邃的思想。其次,他的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更加深了读者对他的诗的理解。再次,重复手法的使用不仅在诗中增加了力量,而且烘托气氛,从而表现出整个社会风貌。还有他的诗歌意象有许多不同的阐释,给读者以无穷的思考。     

从句法特征看陆游咏梅诗的风格成因

陆游把梅花的形象安排在主语位置,体现了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梅花作为施动者,具有一种动态的主动性.使用静态动词或省略动词,营造凝固的画面,突显梅花给人的即时印象.采用倒装句式,破坏词语结合的固定模式,突出梅中蕴涵的丰富思想和感情.     

试论杜甫诗歌句子的多义现象

主要依据现代语言学的有关多义现象的基本规则,在充分注意杜甫诗歌特殊性的情况下,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杜甫诗歌句子多义的五种类型:句子异文造成的多义;某词词义不定造成的多义;语法关系不清造成的多义;层次划分不定造成的多义;语义关系不明造成的多义。     

鲁迅与波德莱尔的话语共鸣

《野草》和《巴黎的忧郁》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两位伟大的作家选择了相同的文体,运用象征手法,选择特有的意象,表达时代的抑郁和苦闷。由此形成了两者的话语共鸣,体味出新的审美典范。散文诗以其特殊的话语形态表达作者的心理情感及其想像空间,鲁迅与波德莱尔一方面具备写作散文诗的特质,另一方面时代也促成了他们选择这样的话语形态,由此透过两位大作家的文字,我们体味到两者文本之中的话语共鸣——精神的忧郁、心灵的苦闷;同时也体味到世界文学的共鸣。     

诗语的俗化和俗语的诗化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曾一度将诗语的典雅奇异推向一种极致,随后开始了面向生活语言的俗化的回归,一直发展到当下的“口水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以歌词、短信等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俗语,却出现了全面诗化的现象。诗语俗化和俗语诗化的文化背景和动因,可以概括为诗的娱乐化和娱乐的诗化。一方面,俗语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需要审美的诗意元素的参与;另一方面,诗歌为了迎合娱乐和市场的需要则选择了全面俗化,诗语的俗化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三首浪漫主义抒情诗赏析

阐述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诗人的不同特点。浪漫主义诗人分为两大流派 :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通过比较和分析三首分别由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所写的爱情诗 ,将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艺术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各自诗歌的风格、诗人的个性及诗人对崇高爱情的追求充分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