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诗歌在《沧浪诗话》评价体系中的地位

严羽《沧浪诗话》评论“以盛唐为法”,但我们并不能据此简单推定汉魏诗歌在严羽的评价中逊于盛唐。他在高度赞赏汉魏诗歌的艺术成就的同时,积极地寻求,并最终在盛唐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诗歌理想。汉魏诗歌在严羽的诗歌评价体系中．起着参照作用,即其作为高古真纯的诗歌类型,与盛唐诗歌做对比,并验证后者在内容与艺术结合方面相对更高的合理想度。     

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的超常发挥——对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小玩意》的当下读解

孙瑜不仅是中国左翼电影的滥觞和开创者、最高代表人之一,而且,他和他的作品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在整体性质、表现模式和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典型性范本。民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反强权和抗日救亡理念的传播构成《小玩意》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主要来源。影片的前半部分带有浓重的旧市民电影模式痕迹,但随着人物性格与主演阮玲玉个性气质的合二为一,影片后半部分"母子相见"和"情人相见"两场戏的处理,是左翼电影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得以迸发的成功范例。     

新旧之间:论俞明震的诗歌创作

俞明震作为近代著名诗人,其诗歌在新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某种典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俞明震写景颇负盛名,其笔下以“有我之境”为主,景物多为互动的对象;在继承宋人“以议论为诗”的轨辙时,表现了思考中的深刻与迷茫;而他苦吟之作所呈现的局限性,也为讨论传统诗词的困境和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角度和空间。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

翻译选材是个复杂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内部因素与其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的选材。作为声称＂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的译者,郁达夫选择了他最爱的德国小说;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践行着该社译介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策略;作为新文学草创期有责任感的普通翻译从业者,他自觉顺应了主流翻译选材趋势,选择了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郁达夫在翻译选材上充分彰显了其译者主体性。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见山终是山 见水终是水——论余华创作的三个阶段

《活着》改变了余华的文坛地位,标志着余华完成了优秀作家所必须经历的思想升华,达成了对人生善一恶一无善无恶的认识。以1984年为开端,纵观余华的写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余华先领会善,再抒写恶,在充分了解恶的基础下温暖地描写人类的善意,这就是所谓见山终是山、见水终是水、山水都别有风景的意境。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