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显到隐”的迁转——关于王褒文学地位问题的思考

在北周与庾信齐名的王褒，是一个名重当世而后世大大跌落了声誉的诗人。这其间原因何在，很少有人作过深层次的探讨。文章试图从史论家的评价、文学主流和文学趣味的变迁诸方面对王褒文学地位“由显到隐”进行考证，并对王褒作品在后世遭受冷遇的原因做出较为辩证客观而又合乎情理的解释。     

楚辞研究在台湾（1947-2009）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7年迄2009年台湾出版过楚辞著作之学者有七十多位,出版的楚辞专著有126本,撰写的硕士、博士论文有56篇。台湾师范大学是台湾楚辞研究的重镇,研究楚辞的学者最多,培养的楚辞硕士、博士最多,成绩最为可观。台湾楚辞研究呈现多元的局面,对楚辞的各个领域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台湾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楚辞学者有苏雪林、台静农、缪天华、何锜章、史墨卿、彭毅、傅锡壬、陈怡良、高秋凤、廖栋梁等,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学者或师生相承、或彼此取资,共同促成台湾楚辞研究的薪火相传。以楚辞为主之学术研讨会,相对于大陆,则明显太少,这与台湾国学研究的多元化有关。总体来看,台湾的楚辞研究并没有像大陆由于政治局势的干扰而显现极大的落差,六十多年来始终受到重视。     

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化处境——从梁实秋与郁达夫的“卢梭之争”说起

192 8年梁实秋与郁达夫的“卢梭之争” ,涉及到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处境这一重大论题。双方对卢梭的不同评价代表了中国文化内部对卢梭及西方浪漫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即儒学主流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和贫士文化的肯定性接受 ;卢梭和西方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尴尬处境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内在构成所决定的 ,郁达夫所代表的肯定性接受体现着时代的呼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民国时期北京育英学校述略

北京育英学校是美国公理会开办的教会学校,教学设施及师资均属一流,教学质量远近闻名.学校不仅引进了西方教育模式,课程多样,而且还开展了文艺、体育、卫生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使学生得到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同时,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育英学校在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不断改进完善教学环境,也推动了北京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     

《何氏语林》成书考论

何良俊编撰《何氏语林》开明清世说体小说之先河。而其为何会在世说体小说中断三百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横空出世呢?为什么在体例上又比模仿对象《世说新语》多出言志博识两门;既是模仿《世说新语》所著,又为什么书名不与《世说新语》相类似,而与已经失传许久的裴启《语林》重名。另外,其按语、小序有没有借鉴前人?上述问题正是本文要解决的。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眺望原乡”解读——以《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边界望乡》为例

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洛夫的诗歌《边界望乡》中均出现了"眺望原乡"这一经典场景,其中的主人公站在可以远眺大陆原乡却无法跨越的临界点上,时序错置和空间位移是其无法绕开的心灵症结,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悖谬感和孤绝感。这种由于历史归属感的缺失而生发的原乡感受自身具备了高度的精神张力,并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学中一种特有的沉重话语。     

韩愈的花木审美特点与意义

韩愈对“众乐乐”的牡丹、芍药等都缺乏浓厚兴趣。他超然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花木“比德”方式之外,对花木移情保持着理性与克制。韩愈的花木观念根植于他的“道统”意识、儒学实践。韩愈“独乐乐”于“高”“大”的花木以及“人弃我取”的花木,他的“盆池”审美、李花描写、杏花描写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虽然对花卉审美“不以为意”,然而却“无意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