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械柞诗与西周礼乐文明

《诗经》中有四首诗关于棱柞,是西周初期大姒、文王借助梦境表达周人其命维新的具象,它们以礼乐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天命靡常、有德居之的政治思想,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本心。周代建元以后又由天命祥瑞拓展出国势强盛、人才济济等多元意象,体现了《诗经》的本质、形成及演变规律。     

由《日出》、《雪国》中主要人物形象比较——看曹禺与川端康成的悲剧意识

《日出》、《雪国》都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虽然分别出自中日两位大家之手,其结构却都以悲剧而告终。但通过其中主要人物形象的比较,可以发现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中蕴藏着丰富的不同内涵。《日出》描绘了曹禺青年时代对所处社会的一腔愤懑,通过道教经典和基督教义为读者展现了一线光明,而《雪国》则描绘了川端康成东方式佛禅虚无的思想,通过虚构的雪国展现了川端式的悲与美的结合。     

浅谈彝族服饰的变迁与传承因素

彝族服饰异彩纷呈,丰富多彩,地域差异性较大,但从历史来看,一些古老的服饰传统还是传承下来。彝族服饰变迁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对生态环境的调适和文化接触的结果。而服饰传统传承因素除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性之外,重要的还有彝族文化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二者促成彝族服饰主要的文化要素传承了下来。     

论《太平御览》的文学观念

《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全书分为55部,编者对各类事物的观念通过引文可以揭示出来。其中,该书的文学观念在各部类所引的诗文中有所体现,而在文部更为集中。该部摘引前代书籍中比较著名的文学理论观点和与“文”有关的史实,在其文体分类与排列上,与前代史书、总集等存在差异,反映出编者独自的文体观念。其批评观尊儒崇圣,详古略今,对诗赋位置的安排有自己的见解,同时还非常重视文体的源流,尽可能追溯各类文体的历史渊源。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抒情主人公的出现——李煜对词体的贡献

南唐后主李煜开拓性地改变“诗庄词媚”的偏见,词中抒情主人公的出现,是其对词体的一大贡献。     

韩愈抒情观之重估——以《送高闲上人序》为中心

韩愈时"情"的独特规定可以概括为:一种源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激情.其要点有二:一、"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的抒发、宣泄,而是带有强烈的道德属性;二、"德"并非外在的道德规约,而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决断.韩愈的抒情观很难在"言志"与"缘情"两大传统中找到一个非此即彼的归属.对两种传统,他都是承中有变,在继承和扬弃中确立了"情""德"并重,张扬主体的抒情观.这种抒情观,本身即是抒情与明道的辩证统一.     

考证荆浩生卒年代的新发现——兼与袁有根、马增鸿二先生商榷

晚唐五代山水画家荆浩生于何年,卒于何时,一直是中国美术史上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悬案。笔者依据荆浩与好友大愚的交往为线索,参阅新发现的记载大愚生平的《大唐舍利山禅师塔铭记并序》碑刻,对荆浩生卒年代提出：约生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与后梁同终而逝。     

李煜词浅论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一是他拓展了词的表现题材,摆脱了花间派专事妇女描写的局限;其二是他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使抽象的感情形象化、具体化;三是他的语言风格明净优美、朴素自然,接近口语     

以"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为诗学的最高境界--论于坚的诗

本文以于坚近二十年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思索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及其内涵。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于坚的诗学思想 :口语式语言的有效运用 ;着力塑造都市平民形象 ;以“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为诗学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