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美的真实——论郁达夫《沉沦》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代表作《沉沦》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或褒扬或诟病,就其主题探讨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则认为作者注重从人的心灵、情感、人性美的角度来表现和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沉沦》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隐痛,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以及对传统道德抉择的两难等文化社会学价值。     

乡愁的两种表达式——余光中《乡愁》与洛夫《边界望乡》比较

余光中《乡愁》和洛夫《边界望乡》为台湾乡愁诗歌的“双壁”。两位诗人都有着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又不约而同走过由“西化”向传统回归的诗歌创作之路,时空阻隔所产生的乡愁为《乡愁》和《边界望乡》共同表现的内容。余光中《乡愁》在一静态的情境中创造完成,所表现出的乡愁情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诗作结构整齐,节奏静缓,意象朴素明朗,语言体现了一种纯净之美。坚持创造性为诗歌生命,洛夫近乡情怯而作《边界望乡》,抒发的是极具诗人个体性的乡愁体验;诗行参差,结构跌宕,节奏激越,意象新奇,诗歌语言散发出魔性的色彩。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鄞县鲍家、郁家与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为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在7位创办发起人中,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占5位,即鲍咸恩、鲍咸昌（郁厚坤姐夫）、郁厚坤和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他们为该馆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     

论郁达夫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的苦难言说

描写民族苦难以及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困厄和艰辛，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作家和犹太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文章选取了中国作家郁达夫和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最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了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和言说的方式、角度，以及对超越苦难所做的不同尝试。郁达夫着力表达的是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青年人的苦闷，马拉默德关注的是作为生命之常态的苦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中国近现代大多数作家都抄“救亡图强”的近道去解生之苦难时，反观同时代的犹太作家们对苦难的表达，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图式和角度。     

韩愈尊崇孟子探因——兼论唐人对孟子的接受

初盛唐人对孟子的接受,主要表现于引述孟子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中晚唐人发展为对孟子的学说进行专题讨论,显示出对孟子更高的兴趣.其中,韩愈崇孟最具推动力.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以道统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而其崇孟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唐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疗救的药方.韩愈以孟子的君臣之论反对藩镇分裂,以孟子的心性说为排佛的思想武器,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