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不是评价译作价值的唯一尺度——林纾成功翻译的启示

本文以林纾成功的翻译为例,分析社会背景和接受者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指出衡量译作的价值,不只在看它是否“忠实”于原作,还在于看它是否适应社会进步的需求,有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严羽与《沧浪诗话》

据现有材料考察 ,严羽的卒年大致在 12 5 5年左右 ,严羽的《沧浪诗话》在宋代诗话中为最有理论价值的著作 ,其“别材”、“别趣”说 ,“妙悟”说等 ,都表达了他卓越的理论建树和艺术创见。     

《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很有影响和特色的诗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面貌的一个新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爱情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本文通过题材的创新与深度、反思和表达的情感重心、现实创作观与浓郁文学色彩的并行等三个方面,对《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重新进行了解读。     

高唐神女传说之再分析

《文选》李善注及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均认为,据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所述,楚王所幸神女本为楚人先妣。这有个乱伦问题。但是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资料分析古人的礼仪风俗和神话传说,可以发现,楚王幸神女这类故事,并非楚国独有的现象,而曾是血缘婚和野蛮时代末期、文明时代早期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的弑生父娶庶母野蛮礼俗的折射。不过,先民弑父娶母不是为了一般的繁殖人口,而是为了让杰出的男女有机会媾合,从而提高种群的人口质量。因此,早期先民的人口生产并非如学术界所理解的多多益善,原始宗教文艺和原始文化研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应作必要的修正。     

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

元祐更化后,反变法阵营发生分裂.蜀、洛两党交恶,矛盾公开化.两党交恶,表面上看源于权力之争,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蜀学"与"洛学"在思想领域里的尖锐对立.作者深入分析了苏、程两家对<中庸>这一儒学经典的不同认识与看法,试图阐明蜀学与洛学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形成对立的根源所在.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本文对裴矩《西域图记》的成书时间、撰写目的及所述敦煌至西海间所经诸地进行了考证。     

夏末葛国考

古之葛国 ,又名有洛 ,地处漳水流域 ,春秋时乾侯所在 ,今日河北磁县———成安一带 ,为汤之同族而异支 ,葛伯很可能还是同姓中拥有宗主权一类的氏族长老。夏末 ,葛国大兴土木 ,民不得休 ,以至农失其时 ,饥馑无食 ,汤借口葛国不祀 ,诛其君而吊其民 ,实现民族统一 ,为代夏做准备。后世以汤伐葛为行仁义之师的典范 ,纯是儒家之造作。葛与亳为近邻 ,是以首为商汤所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