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国到人间——论冰心的信仰转变

冰心的信仰转变始于20世纪30年代,她的民族意识随着对基督教和西方的怀疑而逐渐增强,国内接连不断的战祸使其思想更趋现实。唯物思想的传播引发了冰心对马列主义的认同;她的基督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人化倾向从根本上导致了其在50年代初向社会主义文化急速转向。     

《天雨花》塑造的婢妾形象及作者矛盾的女性观

清代作家陶贞怀在其创作的《天雨花》中塑造了大量婢妾形象。对这些婢妾作者始终持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对她们违背封建纲常的行为进行大肆批判,一方面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对她们所经历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作者对待这些婢妾的矛盾态度,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种是阶级立场使然,作者对下层女性的悲惨遭遇无法感同身受;另一种解读是通过对婢妾深重灾难的客观直白描写,以期引起社会对下层女性命运的关注。这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萧条异代不同时——论辛弃疾对杜甫的受容

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是最善于借鉴、学习前人经验的.他广泛地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形成了自己气象万千的作品世界.在所有使他受益的前人中,杜甫是一个对辛弃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又少有人提及的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诸多相通,使得辛弃疾的词中留下了浓重的老杜痕迹.     

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论关羽形象

关羽的"义绝"形象,既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又得益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这一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尤其是伦理文化,因而堪称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戎昱在江南地区的生活与创作

中唐诗人戎昱从大历初年回到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到大历四年前后在澧州刺史府中作幕僚。大历五年冬天,先后游历衡阳、耒阳等地,大历十一年流徙到桂州。建中三年到兴元元年他曾担任辰州刺史,贞元初年,改任浙江东道某州刺史,贞元七年,任虔州刺史。他的晚年颇为凄惨,在颠沛流离的后半生生涯中,创作了不少富于感情色彩的诗作,或述说自己命运的不济,或钟情朝廷,或思念故乡。他的抒情小诗也富于文学情感。     

韩愈碑志的文学化和散文化

韩愈的碑志散文,在体裁、内容和语言上进行了创新,将沿袭已久的应用文体、骈文体和旧程式加以文学化和散文化,写成了形象生动的传记文、如泣如诉的抒情文、理正词严的说理文,使碑志变成了文学散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怀疑意识、主体性及其他——论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