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剧俗文化特征探论

瓦舍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元剧是在瓦舍文化中兴盛起来的成熟的戏曲形式 ,因此元剧本质上是一种俗文化。本文主要从舞台形象的平民化、爱情婚姻观念、法制思想、语言、娱乐性、舞台形象的类型化、情节关目的雷同化诸方面 ,探论了元剧的俗文化特征。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论孤山智圆的鬼神祭祀观

作为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代表人物,孤山智圆的鬼神观以“神明”为线索,以“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为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鬼神完成“有心”“化”“佛之理不远复”三个步骤的功夫展开.智圆所言之神具有“德”与“应”两个面向,且与人之间存在着德性化的感应关系,进而智圆以此将儒学“天—人”二元结构拓展为“天—神—人”三元结构,鬼神亦从中表现为一种世俗信仰的文化符号.在祭祀观方面,智圆在批判淫祀现象的荒谬性与普遍性的基础上,将“报德”作为祭祀的现实目标,以矫正时弊.总体来看,智圆的鬼神祭祀观具有逻辑性、实用性与系统性的特点.     

士人与大众文化心理的交融 --元杂剧三国戏的文化透视

从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碰撞融合的角度重新阐述了元杂剧三国戏的文化意蕴.元剧作家在向三国故事取材的同时,大众文化层面的某些东西也随之进入到三国戏中.剧作家的士人身分,以雅融俗的思维方式,其以史写心的创作本旨,又使三国戏印有雅文化的色彩,个中寄寓着元代士人群体的复杂文化心理.这从仕隐矛盾心态的投注,忠君观念的强化,三国人物身分品格的雅化等方面可见一斑.这说明元杂剧三国戏是士人与大众文化心理交融的产物.这种文化层面的碰撞融合,影响着三国戏的文化内涵、人物特征与美学风格,也影响着罗贯中的创作.     

仇远《无弦琴谱》中遗民心态的意象呈现

大自然的一切风物在仇远《无弦琴谱》中蕴涵丰富内容，如花草树木意象蕴涵的文人趣味，雀鸟飞禽的象征意蕴，山川日月的时空变幻等等。仇远倾向于选择具有阴柔、纤小特性的物象，美感类型上趋向于冷淡、灰暗、萧疏，这和他亡国后“悲”“愁”“怨”“恨”的情感类型相一致。     

“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的屈宋接受

屈宋骚赋“衣被词人”之功绵延深广,一代“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即对其有多方面之接受。具体表现大体在如下两端：一是杜诗对屈宋辞赋语汇及意旨的借用化用;二是杜诗对屈骚厚重忧愤之文学精神的认同汲融。     

金元俗词概论

金元二代词,素以含蓄蕴藉、雅正清丽著称于世,对其俗词众多的特点,长期以来并未被评论者注意到.这一特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文人学士及下层人民的提倡.而俗词的具体品格,又体现在其民谣俗语化、草原民族化和散曲化诸多方面,并由此导致了金元词题材的新变,针砭世态人情、嘲弄戏谑、表达闲情逸致、修真向道之作大量出现.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