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屈原美学思想论纲

屈原的美学思想体现出兼收并蓄、承前启后的特征。殷商“神人以和”、春秋战国追求自然美、现实美的审美倾向都有所表现。追求自由美、悲剧美,构成了屈原美学思想鲜明的个性,极富现实感和历史感。     

屈原骚怨心境剖析

屈原骚怨心境的生成源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处境,其"骚(忧)"有二:得不到国君信任之"忧",找不到志同道合者之"忧";其"怨"亦有二:楚王昏聩之"怨",群小谗陷之"怨"。诗人以神话思维方式,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抒写内心的骚怨情怀,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与诗人所生活的楚地盛行巫风、巫文化有关。骚怨心境驱使诗人进行审美创造活动,诗人的骚怨心境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得以宣泄。     

元好问的《雁邱》词与“秋林渡燕青射雁”

"燕青秋林渡射雁"情节在《水浒全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以此暗示作品中的部分情节构思,与金、元之际元好问的诗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一富有诗意的情节,比喻、暗示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弟兄"最后将面临四分五散、惨遭迫害的悲剧结局。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全真教对元杂剧清丽派艺术风格的影响

元杂剧清丽派作品是在全真教理念影响下对“自然”理想的文学阐释 ,涉及到戏剧创作之意象、冲突和风格等核心内容 ,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和自我心灵观照色彩 ,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     

是复归与认同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

本文通过鲁迅与屈原的"流放意识"、先哲精神,以及对人生旅程和行为方式的抉择,探讨两位大师的血缘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超越.     

山水画在五代时期的兴盛与荆、关、董、巨

五代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恰好给中晚唐以来蓄积已久而寻求新发展的山水画提供了一定的特殊机缘。在相继崛起的山水画大家中 ,“荆关”以峻拔雄伟的高山大岭作为画面主体 ,并以精湛的画理阐述 ,成为北方画派的代表。而生长在江南的“董巨”师徒 ,以平淡天真的洲渚峰峦为描绘的主体 ,风格与“荆关”迥然而别 ,形成了南方画派。至此 ,山水画以其多情趣的审美感受达到了兴盛期的来临。     

论屈原、杜甫文化精神之承变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屈原、杜甫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甚至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理想实现的途径 ,结果 ,依前圣的准则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屈原因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而著《天问》 ,最后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结束无法得到回答的思考和疑问。杜甫没有产生屈原似的彻底的怀疑精神 ,那些“止于忠孝”、“一饭未忘君”的作品却获得了爱国的意义 ,这是杜甫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园冶》价值论

明代吴江造园专家计成在仪征建寤园,并在扈冶堂写下世界最早的一部造园专著<园冶>.此书全面总结造园经验,主张师法自然,并通过造园者的审美取向予以创新,创造出为广大游客乐于游赏的人化自然.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从重视儒家人才、学校教育、政治地位的转变、环境的改变、汉文著作翻译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