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幽默--浅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幽默感

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他的特立独行本身就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嘲弄和挑战。他的作品坦诚而冷静地记录了他内心的波澜，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矛盾，表现出一种诙谐幽默、戏谑调侃的风格。陶渊明的幽默是柔和的，是含着泪的幽默。     

盛衰皆因儒——元杂剧命运的一种解读

元杂剧在经历了短暂的繁盛之后悄然衰微,其繁盛有着文人儒士的参与之功.元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失承及儒家思想的失落形成了相对的自由环境,而其后理学的复归和统治体系的确立,反向构成元杂剧发展的桎梏.儒生及儒家思想的沉浮,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永远是一个复杂而值得探讨的问题.     

屈原与五月五日--端午的渊源及意义

春秋战国各国历法不一,五月五日禁忌原是北方晋、齐等国的习俗,后来才影响到全国,它原本与屈原没有关系.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厌胜之术与南方救屈原结合起来,才形成了完整的端午节风俗.作为端午节重要内容之一的竞渡在唐代风行于南北,端午风俗在唐代才基本定型;端午使屈原永远活在民俗和民间文化中.     

"水经"引路武陵拾珠--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述论

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共 1 1首 ,写于乙丑 (1 62 5年 )冬日舟游沅江之时。该组诗展示了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尾闾部分 1 30公里左右两岸的秀丽风光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抒发了作者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与对隐居生活的流连 ,意境清新明朗 ,风格隽永典雅 ,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 ,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 )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 ,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从《诗经》看中原文化

《诗经》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及诗中所咏风物多数在目前尚存遗迹。《诗经》中作于中原之诗的文化内容,主要是:对祖先神灵崇拜的宗教文化;重视婚爱的民俗文化;追求人体美的文化心理。研究《诗经》时代中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延续性;有助于明确认识地理环境与文化产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中原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     

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