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版本《窦娥冤》之对比评析

作为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窦娥冤》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窦娥冤》在两个明代刊本中的差别达到了引人注目的程度。具体而言,其体现在结构、曲文、思想、语言等几个方面。《古名家》本较为质朴自然,《元曲选》本在结构安排上更为合理、完整,文辞雅化,带有较多明人的审美取向。对于两者差异的形成,流传过程中的改动固然是重要原因,另外,也可能是版本源流不同所致。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其歧视和压迫国内弱小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的本来面目也逐渐暴露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隐喻是《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楚辞》内涵的理解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

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巧妙地运用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的写作技巧 ,并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使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

房是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河汾诸老"之一。他追随元好问积极参与开创"以唐人为指归"的诗歌创作局面。史料散佚是其生平、思想、创作和地位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对有关史料的考稽辨析,对房文学思想、成就、贡献和地位的探赜发微,有助于从特定侧面揭示金末元初诗坛风尚和诗学思潮。     

《白鹿原》的关中文化特色探析

新时期文学中,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很多作家共同的追求,出现了地域民俗、地域方言与文学创作强有力的渗透与交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白鹿原》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在这部小说中,关中民俗文化和方言渗透到方方面面,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关中文化特色。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本文还论述了元稹的诗学批评及其与当时文坛的联系等问题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