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试论《列女传》的语言艺术

《列女传》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运用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表现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形象贴切的比喻手法，丰富多彩的引语，精当独到的议论等不少出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语言表现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学成就。     

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中融入大量词作,不仅是继承前代诗文融合传统的结果,而且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些曲子词在话本中起着多种重要的作用,其题材内容及语言风格大抵可用一个"俗"字概括,这与作为通俗文学的朱元话本小说具有一致的审美倾向。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经宋元话本小说定型后,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隐藏在民间哭嫁与哭嫁歌中的女性意识

哭嫁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习俗,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充满了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述。首先,通过哭嫁歌对压迫女性的夫家进行直接控诉;其次,哭嫁歌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女姓的性别意识;最后,通过哭嫁歌,女性在对男权制度下的婚姻形式进行批判的同时,表达了自己朴素的婚姻观。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

元朝把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为滇东北地区再次带来了开发和发展的契机。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该地区有了较好的发展,同时,该地区也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对统治极为不利。明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其采取分而治之、土流并治的政策,使之不能再形成强大势力,稳固了统治。     

末世商音--杨恩寿及其《坦园六种曲》

杨恩寿是晚清重要的戏曲学家 ,其戏曲合集《坦园六种曲》较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的时局、科举和社会风尚 ,展示封建末世传统士子的心路历程 ,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