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与时俱进：马克思“跨越”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就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的论点.同时,马克思也提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是有条件的第一,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道路是多样的.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解读赵树理的小说观念

赵树理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但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社会启蒙。和"五四"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超越了"五四"小说观念欧化风影响下的不注重读者接受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他更关心自己的小说是"为什么人"的。与建国初期"颂歌"式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执著地坚持为农民而歌的小说创作,坚持创作源自真实农村生活体验的"问题"小说。赵树理非常重视民间文学,他剔除了其中封建落后的思想倾向,吸收了其中明快幽默的叙事艺术技巧。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观念是一种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目的的兼容并蓄的小说观念。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礻真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 ,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 ,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     

革命立场与女性意识的较量--读《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和《夜》

在丁玲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和<夜>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发生了背离其女性意识比革命立场更为引人注目;小说的艺术重心在女性意识,丁玲思想中深植的女性意识,其创作方法上的矛盾,以及社会革命与女性命运的不一致,是导致这一背离的几个原因.     

论古丁的文学创造理论

古丁是东北沦陷时期有其特色的文论家。他的文学创造理论,强调以传承民族诗魂为前提,倡言在广博、新异的基础上,打造深刻的警省人生的文学。他认为文学创造是一具有规律性的过程,它须经过幼稚、模仿与沉潜的阶段而达到成功的彼岸。古丁是用创造学理论解读文学创作过程、研讨文学欣赏活动的较早的现代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创造理论对于揭示东北现代文学创作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南诏通纪》的作者、卷数、影响及评价

作者以新近刊布的大理明代碑刻文献为主要依据 ,对《南诏通纪》一书的作者、卷数、影响以及对该书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