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毛泽东早期的中西文化观与其所处时代及所受教育密切相关,其演进经历了由浅识到深识的变化过程.青年毛泽东在旧学和新学的双重启蒙下,对中西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在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辨证对比,进而提出了一种立足于本国、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文化观.     

毛泽东惠农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农民问题处理得好坏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毛泽东一生始终关注农民利益,所以在他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发挥.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我们能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关键看“三农”问题能否理顺,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利益问题,分析了毛泽东惠农思想的内涵,以毛泽东惠农思想为基点,指出这一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新时期纪念活动与毛泽东著作文献的编辑出版

新时期,借助对毛泽东诞辰忌辰纪念、建党纪念以及其他与毛泽东有关事件的纪念,诸多种类的毛泽东著作文献得以编辑出版。新时期纪念活动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以毛泽东诞辰忌辰纪念和逢十纪念时编辑出版的著作文献最为集中;二是纸质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资源数据库相结合;三是毛泽东著作文献编辑出版的质量明显提高。新时期纪念活动对毛泽东著作文献的编辑出版,对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及建设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因探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提倡并自己阅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因在于：学习苏联经验并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试图纠正当时的混乱和错误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的国家观

马克思国家学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论述了阶级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国家产生的条件;第一次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阐述了未来的国家形态,赋予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同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基础,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家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形成系统、完善、科学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执政以及整个民族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作风建设思想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非常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廉洁奉公为核心加强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建设廉洁政府;二是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思想原则加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学风建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崭新学风：三是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根本方法加强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建设,从而“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四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动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铸就了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和“实事求是、团结奋进”的宝贵品格。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为延安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提出“三大作风”的科学论断提供了思想渊源,为党始终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戴奠定基础。     

试论毛泽东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着力

毛泽东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从历史及相关文献记载的梳理中看到这点。在对待外来侵略、主权尊严、艰难困苦、国民精神、未来前景、外交关系、振兴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中国人民都体现出了独立、英勇、自信、坚韧、乐观、思辨的特征。毛泽东的这些特质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61年中央常委农村调查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三年“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其中农村是重灾区。,面对困难形势,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群众寻求真理”,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常委纷纷下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在同农民群众的密切接触中,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根据中央常委们的调查结果,中共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试论中共诞辰纪念话语与毛泽东历史形象的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诞辰活动舞台上的一大纪念符号。通过共产党和rL＆-e．_口,中共诞辰纪念活动成功地建构起来“党的领袖”和“人民救星”的红色伟人形象。两种话语模式的表述,传递出毛泽东在政治、情感方面的二重成分,不仅促使了全党高度团结和统一,而且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毛泽东形象建构亦展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崇拜因素。     

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论争缘起及观念罅隙

太阳社对茅盾的态度从“友”到敌的急剧转变和创造社与茅盾间“新仇”“旧恨”的交互缠绕使得双方的革命文学论争显得非同寻常,对于这段论争缘起的详致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真实面貌和实际图景,进而在此基础上理清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观念分歧和裂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