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以求恢复王注原貌     

"得"字句研究札记三则

我们认为 ,“得”字句的语义、结构中心在“得”后成分上 ,所以“把墙刷得白”不能说 ,是因为“把”字句表示一种处置 ,其后的谓语必然蕴含着实现这一时体意义 ,而作为有“把”的“得”字句中心的“白”是单个性质形容词 ,本身不包含实现这一时体特征 ;我们对范晓先生《复动“V得”句》一文中的用三个平面观点解释一种“得”字句提出一点疑问 ;对张豫峰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的观点和学风问题进行了批评。     

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文章在订正相关史实 ,厘清原初意义的基础上 ,试图着重说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口号之所以在辛亥民初产生重大影响 ,与当时普遍流行的“革命党非政党”的观念及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有紧密关联 ,而这一口号的长期为人诟病 ,则与孙中山重组、改组国民党时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及后人有关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整体记忆有关     

张孝祥的禅宗思想及禅学渊源

张孝祥的思想颇多禅宗随缘妙悟的成分。其禅学思想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宋代浓厚的的禅学氛围和禅宗学说；二是张孝祥家族笃信佛教的传统。张孝祥与禅宗的重要宗派临济宗的高僧多有交往，并崇信高僧大慧宗杲的学说。而其家族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张孝祥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     

红尘深处的一声叹息--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以悲剧意识为切入口,从对人性的探索、对爱情和婚姻的探索、对人生的感悟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及其表现.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互融－－兼论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多年来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处在不同政治地域内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的创作均已表现出雅俗互融的风格.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和文化底蕴不同,因此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失衡的人性: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继承中外人学的思想潮流,深入意识底层写"破坏"中的男性形象.通过描写精神空虚的失势遗老,浮华于乱世中的纨绔子弟,颓败灰暗的夹缝人物以及极度压抑心理崩溃的一批典型男性形象,集中体现出该时代男性在大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社会价值的普遍缺失,导致人性中动物性欲求的极度张扬,社会属性的隐退扭曲,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性失衡.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张孝祥词的创作特征的必要考察对象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