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

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是战国中期在赵国上演的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武灵王以改变军事为切入点，胡服骑射，移风易俗，富国强兵；使用教化方法以理服人，渐次推行，过程长，代价小。武灵王提供了循次渐进的温和的改革模式，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论清代女词人赵我佩的“病、瘦”言说

清代女词人赵我佩存词173首,收于《碧桃仙馆词》中。赵氏体至孱弱,工愁善病,其词多言"病、瘦",直抒胸臆,清丽婉约。赵氏"病、瘦"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不但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身体感受,也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心灵感受。她通过疾病所导致的苦难和情感上的残缺,唤醒自己及同时代的女性长期以来对疾病苦痛煎熬及夫妻离居造成的情感缺失的麻木,找寻迷失的自己,并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可以说赵氏词以独特的"病、瘦"言说参与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为后世读者竖起了一座"病、瘦"词的丰碑。     

“说”出集体性——口述性（orality）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种作为情节生产者的"非角色化"叙述者,和作为假想主体的"情境外"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完成了叙事传达和接受的想象交流。这种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之间口述性的共时交流成功地使这类作品易于为农村普通读者接受。口述性的仪式化结构更为解放区作家虚拟了一种"集体性"景象,并为他们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叙述工具。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论析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只是李纲的个人宏愿而已。北宋覆亡后,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小朝廷处于节节败退状态,何谈赢得“二圣环”之事！南宋初期,文恬武嬉,特别是宋高宗无心抗战,军队士气低落,哪里有“精兵十万”可拥？任李纲为相本来就是高宗十分勉强的选择,有难言之隐,只是“虚位以召臣”而已,将李纲当作威吓金人的物象,统帅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权力,其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验证,加上群小出于私心的围截,使每一步重大决策都不能如愿实施。李纲的宏愿值得颂扬,但过早为宏愿的实现下结论又与现实稍有距离,显得有些“机浅”。     

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与建构

多年来围绕赵树理语言大众化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离开作家早年的语言背景，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清楚。本文认为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除了受到早年生活环境、早期教育的影响外，他对农民或农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导向，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身份认同与时代导向是赵树理大众化语言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西周召氏仓廪缺贝诉讼案:六年琱生簋新考

六年琱生簋铭文中“公厥稟贝”应读为“公缺廪贝”,是指公室仓库中钱贝缺失了,因此导致“告庆”、“刺为伯”的狱讼案件.并非一般学术界学者所说为土地讼诉案或家族财产分配而导致的族内讼诉案.在这一案件中,召伯虎是原告人,被告人是名庆的“为伯”,琱生应是以宰官的身份为这次诉讼案提供法典并宣判的主判官吏,此案由司寇类“有司”初审结束后由召伯虎向琱生报告,琱生提供法典并判罚被告出玉璧偿还而结案.琱生因召伯虎仓廪缺贝案诉讼成功结案而作器祭祀烈祖召公.     

赵文化、燕赵文化等概念的文化边界辨析--兼论赵文化发展延续的上下限

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边界在理论上是清晰的,而借用了考古学的"文化"概念的历史地域文化或地域历史文化以及地域文化,则表达了稍显杂乱的交叉,并且许多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上的模糊或者混乱.文章对赵文化的概念的界定、它和"燕赵文化"、"燕文化"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赵文化的上限与下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见解.     

从成语典故管窥赵国军事文化

文章对与赵国军事相关的成语典故进行了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对其所体现的赵国军事文化作了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