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以人为本的的图书馆服务理念

"用户至上,服务第一"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图书馆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工作的发展。本文介绍了新时期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特征,探讨了图书馆的以人为本、个性化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清代钱塘闺阁词人文学生活探论?

清代钱塘闺秀的文学生活比较活跃，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一门风雅：家族内的几代女性都能吟诗作词，她们学词的途径通常是通过家族内部诸如父母的亲自教诲或拜社会上的名师学习或自学成材；其二，彼此唱酬：钱塘闺秀彼此间的唱酬也由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变成一种群体的、集中的文学活动。这些女性不仅在家族内部女性之间、夫妇之间、更与其他男性文人间接席联吟；其三，结集英华：她们产生了自觉的立言意识，因此她们有意识地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结集，或者她们的作品经由夫婿或其他男性文人结集，从而使得她们的文学成果能够保留下来。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的路径探索

面向用户需要、满足用户需求是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服务的根本导向。在“互联网+”时代,开展针对性、增值性服务是公共图书馆功能和价值实现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具有多元、服务、共赢的特征,在推动馆藏资源共享的实践中,公共图书馆要借助信息技术建设信息数据和信息共享平台的统一标准,打造用户一体化体验模式,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助力资源共享建设,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于动画前期创作的大脑图像库的建立探索

动画前期创作是整个动画创作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阶段,当前动画前期创作的困境在于创造者的大脑中缺乏可转化的图像素材以及右脑思维发挥不足。如果想要切实提高创作的质量,必须对赖以工作的大脑进行充分的认识,了解左脑和右脑各自的功能和运作特点。基于动画前期创作建立大脑图像库是一个新课题,通过该课题研究可以提升动画创作者的创造力,进而提升国产动画的创作水平。     

泛珠三角区域文化合作中"两广作家文库"建设初探

文章探讨了泛珠三角区域文化合作中“两广作家文库”建设对区域文化发展、实现两广共同繁荣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积极推动作用,并就区域文化合作建设此类特色文库,对未来两广文化繁荣、高校图书馆建设具有的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进行了分析。     

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五)

本文考证了明清时期浙江以及镶黄旗6位进士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重点考述了嘉善大姓丁氏。丁氏一族自宋至今千有余年,人才辈出,如明南都工部尚书丁宾、清初诗人丁澎、云贵总督丁思孔,均出自丁氏。丁氏一族来自西域极有可能。本文还提出丁氏可能为宋时入华的中亚国王所非尔之余脉的观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浅议西藏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以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为例

文章介绍了服务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并以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为例,着重分析了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对西藏公共图书馆如何提高读者服务工作提出了相应对策。     

院系资料室专业文献互动保障体系的构建

传统的资料室借阅方式缺乏与图书馆同一专业文献的优化互补,缺乏资料员与读者在文献上的交流互动。要建立一个以资料室文献信息服务为互动中心,院系与图书馆、资料员与教师读者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使院系资料室文献信息的收集工作与教师科研紧密结合,保证与教学科研有关的文献信息得到全面收藏。资料室、图书馆、校联网与教师读者要多重互动,相互协调。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