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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薇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39-42,93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相似文献
92.
93.
宋代蜀中理学家度正生平考述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黄博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5):33-37
南宋中后期巴蜀理学家合州人度正,由了<宋史>的疏漏,致使后人多不能详其本末.本文就度正的家世生平、学术源流以及仕宦经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详细地考证了度正的生平事迹. 相似文献
94.
黄伟明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25-28
荀子之"学"是礼义之"学"。礼义之道既是学的内容又是学的标准,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虚壹而静"是在"虚静"的状态中领会世界的总原理("道"或"统类")。"以道观尽"是按礼义的"统类"来看待万物。"学"的内容、方式、目的都是外在地确定了的,因此学习者没有多少主体性。礼法之治是荀子劝"学"的最终目的,其"学"是工具性的。 相似文献
95.
薛立芳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4(3):52-55
《郑风·褰裳》中“狂童”之所指,主要有郑厉公“突”与“淫女戏谑其所私者”两种说法。实际上,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以上两说都囿于后世的尊君思想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当时国人参政议政,大胆地批评当政者甚至国君之事颇为常见。根据春秋史事,“狂童”应当为郑昭公忽,此诗虽然看似民间情歌,但却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私情之作。所谓的“淫诗”事实上往往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或引用以影射政治,又或托男女之辞以言君臣之事。《褰裳》诗正是国人利用郑国当地通俗的歌谣形式来讽喻当政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佳作。 相似文献
96.
略论贾宝玉和甄宝玉——兼论特殊典型化的艺术方法——矛盾分身术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祝秉权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3):38-42
“有两种精神居在我们心胸,一个想要同别一个分离。”甄贾(真假)宝玉是同一个人物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塑造“矛盾人”的典型化方法。这种方法在现代的中外艺术中,已经很普遍了。曹氏写甄宝玉是用模糊法,高鹗则用了明朗法。这是倾向的不同。真假宝玉也是曹雪芹思想矛盾的某种反映。 相似文献
97.
贾宝玉惧父心理的文化透视——贾宝玉论之五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张乃良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2):60-64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在小说中,贾政贾宝玉这对父子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乃至贾政下狠手暴打贾宝玉,由此更加深了宝玉内心深处的惧父意识。分析这种意识,可以看出父权文化、文化父亲形象在小说的中反映。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的冲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贾政代表着现实生活,执着地实践着、追求着这样的生活,也希望家族的继承人宝玉能够完成这种实践和追求。然而宝玉向往着诗意的梦幻生活,拒斥着现实生活。父子的冲突也就以各种方式发生了。种种冲突也就积累成宝玉的心理障碍,使他拒斥、疏离自己的本无恶意的父亲,使得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日渐疏离淡化甚至绝迹,而贾政也只有固守着自己习得观念、价值,整天价端着个架子那样疲累地活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父子二人而言,都不无悲剧的意味和殉道的悲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值得同情,需要理解。 相似文献
98.
翟勇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78-82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相似文献
99.
100.
廖大珂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6):123-127
郑和下西洋之前,华人穆斯林已经移居东南亚。郑和在出使西洋过程中,不仅与随行的华人穆斯林积极在当地从事伊斯兰教活动,在海外兴建清真寺,促进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且团结东南亚当地的华人穆斯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基地,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从而奠定了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伊斯兰化的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