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小篆作为正字,把古文、籀文作为重文(即异体字)。但也有把古文或籀文作为正字而把小篆作为重文的。段玉裁指出这是《说文》的变例,是由于这时的古文或籀文处在部首的位置而造成的。通过对《说文解字》“先古籀后篆”用例的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变例的原因有好几种,其中也存在由于错误而造成的情况。     

《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正——程金造《史记》三家注研究平议之三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于《正义》删削甚多。合刻本大行于世后,单本《正义》即在中土失传。20世纪初叶,日人泷川资言从传人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关史文之下。读《史》者盛赞其便。20世纪中叶,程金造发表《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宣称佚存《正义》系以伪为真,十分之九出自彼邦人士的伪托。其说迄今仍被学界奉为定论,备受尊崇。细审程文,其引据立论的泷川资言的一段文字,竟是经他精心剪辑而成以利其批评的伪本。 程氏从佚存《正义》中精心选来欲证明其为伪托的例句,经逐条平议,反而证明其非张守节所作莫属。佚存《正义》实为失传已久的部分《正义》的重见天日。泷川资言不愧为张守节功臣。程氏的妄说则须推倒,以免贻误后学。     

郑观应防灾备荒思想探析

晚清时期灾荒频发,郑观应认识到灾荒主要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他积极寻找防灾备荒之策。他主张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治理水旱灾害,建立银行保险机关,提高社会抗灾能力,这些举措体现了西方近代文明特征。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有关经济思想的论述,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他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批判,提倡“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主张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建立近代金融和财政体制。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之路,推动近代工商业发展,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略论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

本文论述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所作的贡献: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倡导“血和泪”的文学,促使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形成;致力于“美文”建设;创造了散文式小说,丰富了小说文体;作为一位新诗的开拓者,赋予诗歌以鲜明突出的时代精神,探索新诗体式的多样化。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

明初内官监为内官第一署,后其地位为司礼监所替代。对于宦官制度的这一重要变动,学界一般认为是司礼监地位的提升。然而,却显然没有考虑到内官监沉降与司礼监上升的互动关系。永乐初年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具有内官第一署长官的显赫地位,其在下西洋决策中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解析内官监职掌,说明下西洋与迁都北京有着直接关联,而持续28年出使海外,为宫廷取宝是下西洋主要目的,内官监的采办职能由此凸显;而后郑和守备南京,内官监的营建职能凸显,形成了由近侍主管到职掌营造的转变,乃至后来内府工部的定位。下西洋导致了内官监疏离内廷中枢,成为其内官第一署地位丧失的关节点。     

说“郑昭宋聋”

宋、郑两国皆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重要的诸侯国。宋人由于承袭先民殷人遗风,"重厚多君子",行事缺少变通而显得呆滞愚笨;郑人由于其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以及应对变革的措施,行事有变通而显得灵活聪明,以至于时人有"郑昭宋聋"之说。这是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形式以及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     

郑正秋、张石川二元互补性与中国早期电影

郑正秋和张石川作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在1913年联合拍摄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难夫难妻》后各奔东西。在1922年，他们再度携手合作后才又拍摄出了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在这种“和则共生，分则俱损”的现象背后，德含的是郑正秋和张石川二元互补性特征对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校正，正是因了他们对电影属性的不同凸显和追求，使其电影观处于二元并存的统一体之中，形成了二元对立并互补的特点，从而使其拍摄的电影在思想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获得了平衡，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