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明代神仙道化剧简论

明代神仙道化剧沿袭元人创作，在题材、种类上有所拓宽，在思想内容由愤世逐渐向 崇道、济世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由元入明作家、明初皇室成员和无名氏的创作之中。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论孔子以乐体道的乐教思想

孔子十分重视音乐教育，视古乐为一完整的文化生命，主张藉音乐之教化而挺立道德人格的自我。他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担当起古文道统的传承与延续。然其乐教思想亦有形而上之纬度，通过文献解读，我们可以窥见其以乐体道和对精神家园的孜孜追求。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从《原道》三篇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

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首推儒、道、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又有不同。刘勰、韩愈、章学诚的三篇《原道》,体现了儒道佛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论四朝宰相冯道

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吏治败坏,作为封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宰相,多平庸无行之辈。冯道是五代特定环境下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历四朝十君,而相位依旧,为辅弼之臣,却极少进谏,丧失大节。但他为人清俭宽厚,善于体恤民情。他用人重视才业,不重衣冠。在文化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总之,冯道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浅析《论语》中士与道的关系

《论语》中"士志于道"是"士"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亦可看作士的基本属性。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概括地讲,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强烈的参政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而其中士与道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自己的富贵贫贱,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个人的境遇是否顺遂;对"士"来说,"道"重于生命。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