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也成为历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肯定派学者理解为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这符合孔子本意;半肯定派理解为只谓其有仁者之功,未许为仁人,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否定派认为孔子未曾以仁论管仲,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子评管仲为仁人,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钟嵘《诗品》对鲍照的接受

钟嵘在《诗品》中高度地评价了鲍照的成就:“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并以“諔诡、靡嫚、骨节、驱迈”准确地概括了鲍照的诗歌风格,对鲍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的创作倾向也提出批评。钟嵘首次对鲍诗的诗歌源流、风格特征、生平际遇、诗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后世的鲍照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中和”思想评析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近代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贯中西的人物,也是清末民初文化调和论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中和”理念贯穿于蔡元培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但是有不少后来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这场学术公案已历千年而至今未决,近年竟有人著文要把太康之英的桂冠冠给左思。笔者认为,其实,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庄子之“道”的原型的象征意义

文章试图从原型批评的视点切入,从庄子之“道”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象征形象入手说明庄子之“道”的原型的象征意义,希望能从新的视角对庄学道体重新进行审视.     

江津楹联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代际传播状况研究

江津楹联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清代的钟云舫,当代的张述寅、王钟璘等都是楹联习俗在民间层面上的有效传承人。江津楹联学会、中山古镇、江津中学、中山镇初中等在江津楹联的传承方面成效显著,已成为江津楹联教育传承的主要阵地。为更好地传承江津楹联这一文化品牌,当前应重点作好拓展楹联发展空间、倡行楹联习俗等方面的工作。     

“道可道，非常道”——文学文本阅读之哲学反思

本文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的阅读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论述,指出文学文本阅读的历史性、开放性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释义主体的“此在”性决定了阐释的循环;并论证“道可道,非常道”这一道家哲学命题是对文学文本阅读的经典诠释。     

稀见清代福建宁化伊氏《耕道堂诗钞》及其作者群考

清代福建宁化伊氏人才辈出,以伊恒聪为首的八位诗人创作有《耕道堂诗钞》。但该集流传稀少,作者生平情况都不大清楚。对该集以及有关作者群体进行考证介绍,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该集及其作者乃至清代家族文化的了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