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的迷途:北岛海外诗歌的情感旋律

自20世纪80年代末北岛移居国外后,其诗歌的创作风格和情感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曾被其极力批判的"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精神避难所。但是,他的"归乡"之梦在直面历史现实之时却深陷"迷途"困境。欲归而不能所引发的焦虑和困窘不仅构成诗人精神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且幻化成为诗歌创作的情感主旋律。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细读与表现——北岛的诗歌翻译观述评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所体现出的诗歌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知音的身份进行细读的翻译理解观,以及用纯粹有力的语言重塑节奏的翻译表达观。北岛的诗歌翻译观属于表现的翻译观,与传统的再现的翻译观有根本的区别。认识并尝试建构表现的翻译观对于解决当下关于诗歌翻译的争论、建立良好的诗歌批评机制、提高译诗质量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梁启超《管子传》论析

梁启超的《管子传》为他的传记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从现代思潮的角度出发,对管仲的地位与人格做了极高的评价与褒扬,将其塑造成一位爱国主义的典范。并且他还以许多近代政治理论为基础,对管仲的政术进行了不少诠释,这有助于宣传近代这些政治理论,但这种诠释方式同样也有很大的弊端存在。     

略论慎到与齐国文化

论述了战国中后期的思想家慎到的学术思想与齐国文化之间相互滋养的关系,分析了慎到居齐的必然性;齐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善因思想不仅成为慎到学术的一部分,对慎到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慎到思想中的黄老意识、人性自为学说也丰富了齐文化,影响了齐国文化的发展;至稷下学宫晚期,由于齐国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慎到的学术理论无用武之地,再加之稷下学士的待遇日益恶劣,慎到离开了齐国。     

谈《道德经》第一章翻译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道德经>作为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中永恒不灭的经典,模糊美享悦了一代代读者.文学翻译中,精确性是相对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存在的.要将原文的美感真实地传递给译文读者,除了准确解读文本外,更要拥有模糊视野,运用模糊法则,视具体情况灵活变通.本文以<道德经>中"道"和"无"为例,阐释模糊法则在实际翻译中的灵活应用.     

文中子研究述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在儒学的发展史中,文中子王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于文中子的研究,相对其他儒家学者来说一直比较薄弱,亦存在着一些疑团和迷雾,当代的文中子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起色。在对这位大儒深入研究之前,展望一下文中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明代黄天道及其教义思想简论

在明清时代民间宗教发展史上,黄天道的出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黄天道创立者李宾与其后继者构建的教义思想,以及在明末清初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对明末以来的民间宗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