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东周两汉瓦当概述

洛阳东周两汉时期的瓦当资料多来自于当时的建筑基址、烧窑、灰坑和墓葬中。瓦当种类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东周时期以半瓦当为主,两汉时期多为圆瓦当。瓦当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涡纹、卷云纹、动物纹和文字瓦当等。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周邦彦卷入王寀、刘昺"谋逆"事件考辨

宋人庄绰与王明清曾谓周邦彦因受王寀、刘昺"谋逆"事件牵连而出知真定,然当代学者却反以为邦彦因反对蔡京而外任.此文则考出所谓王、刘"谋逆"事件纯属冤案,是当时郑居中与蔡京政治角逐的产物.但邦彦的确受此事件牵连,几乎获罪,因得到蔡京及其集团其他成员的营救而豁免,遂出知真定.     

西周召氏仓廪缺贝诉讼案:六年琱生簋新考

六年琱生簋铭文中“公厥稟贝”应读为“公缺廪贝”,是指公室仓库中钱贝缺失了,因此导致“告庆”、“刺为伯”的狱讼案件.并非一般学术界学者所说为土地讼诉案或家族财产分配而导致的族内讼诉案.在这一案件中,召伯虎是原告人,被告人是名庆的“为伯”,琱生应是以宰官的身份为这次诉讼案提供法典并宣判的主判官吏,此案由司寇类“有司”初审结束后由召伯虎向琱生报告,琱生提供法典并判罚被告出玉璧偿还而结案.琱生因召伯虎仓廪缺贝案诉讼成功结案而作器祭祀烈祖召公.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从《周书》看西周时的人性思想

对于原始人性善恶的问题,西周人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我们通过对<周书>的考察,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推论出其对原始人性的看法.西周人看到现实人性中包含恶的部分,主张以德为主要指导原则,通过教育的方法改造现实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对周恩来精神的全新解读——《周恩来精神》评述

本书对周恩来精神的核心与丰富内涵、周恩来精神的成因与时代价值作出了全新的解读。本书有四点鲜明的特色：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时代性。     

“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

“法先王”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极大,这与周代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有：周代“神祖二元”的宗教观与祖先崇拜的空前强化;周代农业的强势主导地位与长期定居生活模式的促进作用;周代宗法制度的特殊影响;周代前期统治的成功以及周代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