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正之道与人生

中正之道是《周易》全文倡导的一种思想,也是当代人趋吉避凶、和谐生活的一种有效方法.有中正继而达到合和,而要达到中正合和就需要人们日常的言行当位,当位进而处顺；而要达到中正合和、当位处顺,则需要正确把握时机,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中正和合、当位处顺、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强调的都是时、位、度的重要性,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情关系到对度的把握,而度的把握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智慧.     

论《周易》“谦”卦之谦德教化意蕴

《周易》谦卦是中国传统谦德的滥觞。孔子所作之《易传》及后儒的注解认为,以卦象推及人道,谦卦大致有谦退、谦让、谦虚三德:有而不居谓谦退,其意在提醒禄位尊盛之人勿居有持傲、而应以卑退获得最终的善果;虚怀若谷谓谦虚,其意在启迪进取之君子于大世界前保持敬畏的心态,以广大的胸襟容纳万物、从而获得不断的进益;外柔内刚谓谦让,其意在劝诫普通民众,在群体社会中彼此让出弹性的空间,以达到和谐的共处。以上三方面谦德成为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从陈洪绶与周亮工交游看明末文人之人格心态

遗民画家陈洪绶与贰臣文人周亮工,以文字定交明末,并由对彼此才艺的知赏,加之思想的相通,终成莫逆交,至死不渝。梳理辨析二人交游事迹,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之际文人人格心态,及遗民与贰臣两大群体的为人处世与艺术创作不无裨益。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晚唐五代朔方韩氏事迹略说

朔方韩氏指晚唐五代担任朔方(灵武)节度使或留后的韩公、韩遵、韩逊、韩洙、韩璞、韩澄6人.在盘踞灵州的43年中,朔方韩氏在弘扬佛法、保护灵州道的畅通及维系中西交通的通畅等方面做出了努力.     

诗歌疗效:诗人心灵的自我救赎——以左思《咏史》八首为例

文学作品对人身心有治疗的功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治疗他人,即读者;另一方面,治疗作者本人。诗人作家们在人生不得志的情况下,总倾情于诗文,寄情于创作活动,将心中的所想所感抒发出来,把内心的牢骚喷发在纸笔上,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心灵慢慢得到调解,不快之感缓缓得到释然,于是,最终达到了恬静淡然的心理状态,回归到静谧的心灵家园。左思和他的《咏史》八首,折射出他在创作中的心路历程,折射出古代诗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心灵的自我治疗功效。     

从《诗经》看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诚信”道德状况

<诗经>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的状况.其主要表现在"五伦"关系的失序、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的背信弃义等方面.同时,<诗经>还揭露了造成这些状况的某些原因,对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周邦彦卷入王寀、刘昺"谋逆"事件考辨

宋人庄绰与王明清曾谓周邦彦因受王寀、刘昺"谋逆"事件牵连而出知真定,然当代学者却反以为邦彦因反对蔡京而外任.此文则考出所谓王、刘"谋逆"事件纯属冤案,是当时郑居中与蔡京政治角逐的产物.但邦彦的确受此事件牵连,几乎获罪,因得到蔡京及其集团其他成员的营救而豁免,遂出知真定.     

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

周公对远古和夏商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确立了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发展、健全了西周制度文化,整理、修订了"六经",为儒学的创立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国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因此,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